【导读】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点，日本天皇明仁发表演说表达了退位意向。日本宪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从明治之后没有一个天皇是在生前退位的。要理解此次明仁天皇发表退位意向的意义以及将对日本产生的影响，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象征天皇”制。

1989年对日本历史而言，是划时代的一年。日本经历了从昭和时代到平成时代的“时代转变”。

1989年1月7日，在位63年的昭和天皇驾崩，皇太子明仁亲王继承皇位，改元“平成”。“平成”年号取自《史记·五帝本纪》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以及《尚书·大禹》的“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事永赖，时乃功”。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驾崩、新天皇登基后，颁布了改元的诏书、“早朝式敕语”、致陆海军人的诏敕；随后是西园寺公望首相对“早朝式敕语”致“奉答文”、陆海军大臣致奉答文。宫内省发布告示，出售“丧章”（天皇逝世纪念章）。然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驾崩时，象征天皇制已历时42年。虽然历经时代变革的象征天皇制在高速经济增长终结后，在“55年体制”摇晃时依然坚挺如故，但昭和天皇与平成天皇作为新宪法颁布后首位“驾崩”和首位登基的天皇，“大丧之礼”和“即位之礼”的举行按照“政教分离”原则，还是“恪守传统”原则，经历了一番矛盾。

对此，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专门主管内阁和皇室联络的石原信雄在《首相官邸的决断》中有明确表述：“宫内厅的人们直言不讳地希望天皇崩御后的各项仪式按照传统方式进行。但法制局强烈主张，这次祭祀是新宪法的基础上举行的首次天皇丧礼和即位礼，当与新宪法精神吻合，排除具有宗教色彩的仪式。因此，如何协调恪守传统的要求和根据宪法规定、排除宗教色彩的要求，遂成为非常困难的问题。”

早在1977年，日本政府已成立“非官方”的研究会，着手研究“时代更替”问题。1979年秋，研究会提出了中间报告。1982年11月，中曾根内阁成立后，研究会成员藤森昭一担任了内阁官房副长官，研究会重新起步，成员除了藤森昭一本人外，还有内阁官房首席参事官、内阁法制局次长和第一部长、宫内厅长官官房审议官等。1986年后，研究会每月举行一两次会议，均安排在没有内阁会议的周三下午。会议场所几乎都假座东京赤坂王子饭店举行，故通称“赤王会议”。

在研究中，最大的焦点是天皇驾崩后如何举行国家仪式。战前，《皇室丧仪令》和《登极令》等皇室令对有关礼仪有详细规定：作为践祚式的“即位之礼”有4项仪式；驾崩后一周年举行的“大丧之礼”有29项仪式；1年服丧后举行的“即位之礼”有28项仪式，共计61项仪式。但是新宪法实施后，皇室令随之失效，与皇室相关的仅有1947年修改的《皇室典范》，其中仅有天皇驾崩时举行“大丧之礼”（第25条）、继承皇位时举行“即位之礼”（第24条）的原则性规定，无任何具体规定。

1987年9月，经手术后切片化验，确诊天皇裕仁患了胰腺癌。“赤王会议”研究遂急速进行，并确定了几项基本原则：1.遵循宪法基本原则；2.参考大正天皇崩御先例；3.与作为国家和国民统合之象征的天皇的地位相称；4.具有现代特征。根据这一方针，确定原“大丧之礼”29项仪式中的2项仪式、“即位之礼”中的3项仪式为国家仪式。

1988年春，天皇病体有所康复。当年5月3日即“宪法纪念日”，东京都内举行了种种规模各异的“护宪”、“改宪”集会。社会党“总评”系统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在日比谷公会堂会聚一千余人，举行了“宪法施行41周年纪念集会”。社会党土井多贺子委员长指出，改宪议论虽然沉寂，但是防卫费突破了1%GNP框架，“脱离宪法的政治正往前迈步”。另一方面，“守卫日本国民会议”则在靖国神社附近、东京九段会馆主办了宪法问题学术研讨会“天皇制度可以这样吗——皇室的传统和现代”，约300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向国旗“日之丸”敬礼，齐唱“国歌”“君之代”。[ 1999年底，日本通过《国旗法》和《国歌法》，“日之丸”和“君之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国旗、国歌。]会议以改宪事实上不可能为前提，探讨了如何维护象征天皇的权威。

8月5日，当年6月出任宫内厅长官的藤森昭一召集“赤王会议”，对已经确定的5项国家仪式如何实施进行最后研讨。

8月15日，日本举行例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天皇在前一年秋天动过手术后，首次出席了这一在皇居外举行的正式活动。参加这一活动是天皇的强烈愿望。虽然在奏国歌起立的3分40秒时间里，天皇一直由侍从长搀扶，但仍在追悼会上以嘶哑的声音发表了追悼亡灵、祈愿和平的讲话。

9月19日，裕仁开始大量出血，病情急剧恶化，医疗机构全力抢救，总输血量超过3万毫升，为常人原有血量的6倍。虽然据媒体报道称天皇病体尚未处危笃状态，但是前往问候的“记账者”（捐钱表示心意）从坂下门至皇居广场入口排成几列长队。街市开始弥漫为祭奠进行准备的气氛：商店的橱窗里似唯有黑白两色，促销的“打折旗”被“驱逐”，“麦当劳”门前等身大的“麦当劳叔叔”被“请走”。各企业也开始建立从悬挂吊旗的方式到建立公司员工联络机制的细致准备。

9月20日，“赤王会议”决定，根据“政教分离”原则，“大丧之礼”中的“殡宫拜礼”从国家仪式中分离、作为皇室祭祀单独举行。“即位之礼”中的“剑玺交付仪式”曾使“赤王会议”颇费踟蹰，最后内阁会议经研究得出结论：此仪式可视为“作为国事行为的国家仪式”。根据皇室经济法第七条，“三种神器”“寓意于和皇位一起传承”，无宗教性，并不与政教分离的原则相悖。

1989年1月7日（周六）上午7时55分，日本政府正式发布了“天皇崩御”的公告。9时半，弔问的“记账”开始，皇居前人头攒动。据统计，当天的“记账者”达12.9万人。为“X日”的警备机制启动，警方出动了1.5万名警察。红白两色的道路标示，套上了蓝白两色的塑料口袋。银座周边的办公大楼瞬时悬挂起了弔旗，其他旗帜全部降半旗，其中金融机构的反应尤为迅速。在伊势丹百货店食品商场，店堂里平日流淌的音乐声全部“消声”，能够听到的只有顾客的脚步声；红色食品金枪鱼、血米饭等全部“匿迹”；女店员全部穿着清一色的绿色制服。新宿歌舞伎町的霓虹灯全部关闭，显得异常昏暗。电影院等根据同业工会对“X日”的安排，全部关闭霓虹灯，其他商店和饮食店也自觉地将霓虹灯关闭。路上行色匆匆的行人没有了谈笑，表情肃穆。按电视和电台的报道，“国民为悲痛所笼罩”。

但是，在伊势丹百货店，1月7日和往常的周六一样，客流量达到10万，营业额也没有减少。去新宿歌舞伎町的人也同往常的周六相同。[ 东京新宿歌舞伎町是日本著名的“红灯区”。]时逢正月（春节），电影院门前年轻人排队购票；××剧场前如往日一样簇拥着中年妇女。街上，青年情侣依然醒目。下午3时左右，在到处悬挂着弔旗、降半旗的涩谷，约有150名20岁至30岁左右的年轻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一边行走，一边高呼口号：“反对强行制造肃穆气氛！”“不准逃脱战争责任、美化昭和！”据警视厅统计，当天在日本1都（东京都）、2府（大阪府、京都府）8县24个地方都举行了反对天皇制的集会或游行。

自1月7日开始，有关机构组织人员在皇居前对“记账者”进行了调查采访。虽然便衣警察在13日将这些调查者轰走，但是仍有160人的认识被记录，其中50岁以上的“经历战争的一代”和战后出生的15岁至30岁左右的“年轻一代”对天皇的认识明显不同，耐人寻味。在此辑录几例：

“我对天皇的认识是复杂的。在孩提时的战争年代，对天皇有着良好的印象，但是自遭遇空袭、家人离散至日本被占领，认识开始变得复杂。明确地说，我对天皇没有憎恶的感情，只有一种无法割舍、无法抛弃的感情。对于天皇驾崩后要求我们自律，说心里话，我是反对的。今天在新闻里听到天皇的讣告后，我感到有一种似乎什么已经终结的感觉，一种自己和昭和一起告别历史的心情。于是，我便怀着一种缅怀自己的心情来这里记账。”（59岁，男，公司职员，7日）

“去年从报道中获悉天皇病了，感到心情沉重，精神不安。过了一个月左右才习惯。今天上午听到天皇病危的消息，正在吃着的早餐怎么也咽不下去。我以前就喜欢天皇。我不认为他是个掌握权力的人。可能他被别人利用一直有一种苦涩的感觉。他将那种苦涩埋藏在心头，所以我喜欢他。我是天皇的崇拜者。”（58岁，女，保险公司职员）

“关于天皇，我只在学校里学到过。我是怀着怎么也得悼念一下的心情来这里的，就像我的亲人去世了总得去一下。天皇生病的时候，我没怎么关心。我感到天皇挺可怜，为了别人不得不痛苦地延长生命。（26岁，男，学生，12日）

“我今天休息，所以来了。我想，这种重大事件一生只能遇到一次，所以就带着观光的心情到这里来了。有一种看活剧的感觉。天皇病情急变后，突然感觉天皇离我很近。……至于战争，虽然有的人认为天皇不应承担战争责任，但是我认为在旧宪法体制下，天皇是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的，尽管现在的天皇只是象征、装饰。”（30岁，男，公司职员，10日）

天皇去世一周后，有关机构对东京都立高中的400名高中生进行了记述式调查。高中生对天皇又有一种别样的情感。

对天皇去世，高中生大致有如下看法——

“虽然天皇作为人类中的一员，对他的逝世我不免心情有点沉重，但天皇毕竟不是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我还不致有悲伤落泪的感觉。年纪大的人想起战争年代的往事或许会感到悲哀，但那是接受战时将天皇视为神的教育产生的结果。教育能如此改变人，我感到恐怖。”

“我同辈的一个朋友在天皇生病的时候心想，‘学校可能要放假了’。‘但愿天皇能过了正月再死’。天皇驾崩后，他也没表现出怎么关心。但我的父亲却说，‘天皇逝世后，整个社会全都将发生变化。你们小孩子不知道，天皇拯救了日本国民’。天皇逝世后，父亲一直默默地看着电视。我本身也受父亲影响，不免有为日本的前途担忧的感觉。但是，我更有一种对新时代的憧憬和期待。”

对天皇制，高中生大致有如下看法：

“天皇也是人类中的一员，由于实施了天皇制，天皇没法和普通人一样生活，而是被天皇制所束缚，我感到他真可怜。”

“我认为天皇制是不必要的。仅仅为了特殊对待一个人和他的家族而花费那么多资金，我认为不应该。因为，大量需要资金的不幸的人们光日本就有很多。天皇逝世后，不会产生因国民无法得到凝聚的困惑。”

“现在天皇虽然不像过去那样拥有权力，但我认为没有特别的理由，废除延续至今的天皇制是不必要的。”“天皇制也罢，皇室也罢，既不能成为毒品，也不能成为药品，我想还是应该维持的。”

读着这些言论，回想起明治天皇驾崩后如拙著引述的以夏目漱石和德富芦花为代表的国民的感受，不免令人感慨：“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据《朝日新闻》1989年1月进行的舆论调查，认为“应该强化天皇的权威”为4%；认为“天皇当如同现在这样是一种象征”为83％；认为“应该废除天皇制”为10%。作其他回答和不回答为3%。据1997年4月的调查，回答上述问题的百分率分别是6%、82％、8%、4%。从1978年到1989年，就天皇制共进行了五次同样的问卷调查，提出同样的问题，回答比率分别是4％—6％、82％—84％、7％—10％。也就是说，在20年时间里，国民对象征天皇制的支持率基本维持在82％—84%，相当稳定。曾经由明治宪法制度化的权威，在新宪法体制下已徒具形式。尽管新宪法切断了天皇和政治权力的联系，高速经济增长摧毁了天皇制的社会基础，但天皇制依然坚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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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通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4月1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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