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首批史料集中发布

曾经是远东地区甚至全世界金融中心的上海，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其实始于抗战前！上海的银行业从1920年代前后开始发展，但却在抗战初期就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抗衡，推动国民党政府承诺不再发行国债，抗击外辱。

历经近20年研究，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研究成果今天在复旦大学首次集中发布。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领衔的《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中国金融变迁研究系列》等系列新书，也于今天发布。

12卷24册《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充分借鉴了多种国内已刊行的金融史资料集，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重大资助项目和上海市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项目，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收入的档案史料，既有独立经营的各著名银行（包括政府银行和商业银行）档案，这些银行不仅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而且在内地甚至海外都有重要的业务经营活动；也有反映整个行业状况的钱庄业资料；有重要同业组织上海银行公会的史料，也有证券、信托、保险等非银钱业金融行业和机构，以及票据交换所、联合准备委员会、征信所等专门性机构的档案；同时，资料集还选编了若干著名金融家的专卷（如陈光甫、钱新之、周作民）。

近代金融业与政府一直处于不断博弈之中

在上世纪30年代，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国难当头之时，逐利的金融业究竟是自扫门前雪，还是联合起来共度时艰？从公布的这批史料可以看出，从诞生之初就一直与政府处于博弈状态的近代中国银行业，罕见地联合了钱庄以及所有的非会员银行，推动政府应对外辱。

从1926年蒋介石政府的北伐高潮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就不断发行内债。单从1927年至1931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公开发行的内债总额就达到了10.5亿元，还不算银行也为国民政府垫付的钱。“九·一八”事变后，上海金融业发生恐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提出不再承担此前的国债，金融业动荡不堪。

当时的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鉴于局势严重，发起筹组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银行业联准会”），以促进金融稳定为目的，通过联合准备、办理同业拆放等手段来实现同业互助，调剂盈虚，从而起到抵御风险、维持市面、稳定金融的作用。

银行业联准会还联合了钱庄同业公会成立上海银钱业联合准备会，多次上书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求政府发表声明，不得取消过去发行的国债，而且不得再为内战而发行国债。终于迫使宋子文在1932年2月下旬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表宣言，维持当时发行的债券的稳定性，并且表示不再为“内战举债不得稍有延误”。在随后整整一年时间里，南京国民政府确实没有公开发行新的内债。

在1933年10月，国民政府以“周转国库之用”为由，打算发行总额为1亿元的关税库券时，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各职。

近年来宋子文后人公布了1933年10月24日宋子文通过宋美龄致蒋介石的辞职信手稿，其中就明确表达了不能再发债，所以才选择了辞职。

随后，上海银钱业联合准备会还多次举行了全员大会开展同业自救，并且在行业内部进行“金融创新”，同业之间用信用工具融资、结算，以求得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变迁历史首次完整梳理

资料集通过不同金融档案史料之间的联系，揭示了近代上海金融变迁历史进程中，各代表性金融实体的经营管理、金融家的作为和金融市场的运作。

以中央银行为例，中央银行不仅是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而且是“四行二局”国家垄断金融体系之首。它从1928年建立，到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而迁往台湾，在中国大陆存在了约21年。除了抗战八年之外，中央银行总行一直设于上海，上海也一直是其业务活动的重心所在。

此次公布的史料中，《中央银行》卷编选的档案，即以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全宗档案为主体，时间跨度从中央银行创建开始，直到中央银行被接管为止，主要内容包括中央银行的组织机构变迁、规章制度、会议谈话记录、计划提案报告、往来公文函电、接管清理等多个方面。

从此次出版的资料可以完整地了解到，中央银行在战前如何通过一系列货币金融方面的整顿和改革，特别是1933年的废两改元与1935年的法币改革，实力急剧攀升，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银行。

在抗战内迁重庆之后，当时的中央银行在战时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的大力扶持下，获得了统一代理国库权、法币发行权、外汇管理权、普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保管权、集中各大城市票据清算等多项特权业务。但在国共内战时期，却走向衰落和灭亡，甚至沦为国民党政权滥发钞票的工具。此次出版的资料还披露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如何接管留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机构、财产。

这套档案史料既是近代上海金融、也是关于整个近代中国金融业、金融市场变迁的最主要的代表性史料文献；既直接反映了金融业和工商经济的兴衰，也从特殊视角体现了上海城区布局演变以及城市功能发展的进程。

上海档案馆的金融史资料仅开发万分之一

由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远东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因此，上海档案馆是目前中国金融历史变迁资料收集最多的地方，但是对这批史料的研究和发掘，至今可说只占所有史料的万分之一。

吴景平教授称，他的课题组在整理近代中国金融变迁史料时发现，上海档案馆馆藏的金融史料中，不仅有中国本国的钱庄、银行等金融业的发展史料，还有大量外商金融机构，以及这些金融机构的客户所有的相关资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学者利用上海档案馆的馆藏资料编写金融史料，并且在文革结束后出版了一批史料，但是这些史料都还只是集中在钱庄这个近代中国的行业，而对于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业的变迁研究仍然很少。

吴景平称，虽然过去有一些零散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认识与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要的视野，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随着近年来对上海市档案馆所藏金融档案史料的系统整理、对海外藏中国财政金融档案史料收集与研究工作的推进，金融史研究也将迎来海内外藏档案史料并重、兼及多方视野和多种方法的新局面。

>>>链接：书目：

《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12卷24册

《中央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与钱业公会》

《上海银钱业联合准备委员会上海证券市场上海信托业上海征信所》

《钱新之往来函电集陈光甫日记言论集周作民日记书信集》

《中国金融变迁研究系列》7册

《吴景平：政商博弈视野下的近代中国金融》

《吴景平、戴建兵：近代以来中国金融变迁的回顾与反思》

《万立明：近代中国票据市场的制度变迁研究》

《石涛：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 1928-1937》

《宋佩玉：近代上海外商银行研究 1847-1949》

《张秀莉：币信悖论—南京国民政府纸币发行政策研究》

《蒋立场：上海银行业与国民政府内债研究 1927-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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