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近代上海，似乎历来不缺乏文献，而且这些上海史文献几乎涵盖了历史研究的主要文献种类：有史料价值极高的档案，如上海租界档案、英法美日等国驻沪领事档案、《上海道契》（3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以及《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2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也有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中外文各种报刊，如英文《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中文《申报》、《东方杂志》以及娱乐性的画刊《点石斋画报》、《良友画报》，等等。此外，还有数量颇为可观各种专题文献汇编，其中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选编的就有《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五卅运动史料》（第一-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86、2005年）以及新近出版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全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等等。而2017年2月起陆续推出的“上海地方志外文文献丛书”可以看作是上海史文献开发方面的新拓展。该丛书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外语文献中的上海”的系列成果之一，由上海通志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主编熊月之。《上海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为该丛书的第一部。

与前述种类丰富、卷帙浩繁的上海史文献相比，《上海故事》篇幅和体量虽然都算不上很大，但却有其独特而重要的文献价值，值得研究者重视。

弥补上海史文献缺失

该书为6部（篇）稀见英文文献汇编，其成书或发表时间为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年，主要内容为1840年代至1890年代的上海及其他口岸城市的社会、政治以及城市发展等方面的情况，其中较多内容是关于上海租界和外侨社会，包括上海租界的设立、初步发展以及外侨社会的生活等方面，其中也穿插着对近代上海的发展有重要的或者是决定性影响的事件，诸如青浦事件、小刀会起义、太平军进攻上海等。作者为英美侨民或者是来华旅行、考察的外国人。

众所周知，近代上海的迅速发展始于1843年上海开埠，此后的50年是上海城市发展的起步阶段，也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格局形成的奠基时代，对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影响深远的一些独特性，如国际性、华洋杂居都在这一时期定型，备受争议的市政管理机构——上海工部局就是在这一时段设立，各种市政机构和市政管理制度也是在这一时期完备起来。因此，可以说这是近代上海城市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段，破解近代上海城市独特性须从此入手。但是，关于这一时段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关于上海租界和外侨的文献的开发却相当有限，甚至是匮乏。原因之一是相关档案文献缺失。1870年12月，英国驻沪领事馆主楼发生大火，保存在这里上的海租界档案也在这场大火中付之一炬，这也意味着上海租界早期历史研究的最有价值的文献基本被损毁；原因之二是报刊资料有限。其时中国报刊业尚处于萌芽阶段，英文《北华捷报》（1861年后改为《字林西报》）1851年创办，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1861年创办，发行量极小，且不久即停刊，而《申报》要到1872年才创办。因此，关于开埠早期，特别是1870年代之前的上海史的中外文报刊文献都相当有限。而《上海故事》对于弥补这一时段文献方面的缺失有很重要的价值。

文献价值独特

该书收录的文献包括游记、回忆录、日记（即英国植物学家福钧的《上海游记》、美国侨民魏德卯的《远东生活回忆录》和一位以儿童口吻写成的日记《小孩日记》）和两篇关于上海历史的研究报告（即美国传教士朗格著《社会视野中的上海》和曾经担任英国驻沪领事的卡莱斯所著《上海租界历史杂录（1842-1856）》）以及英国侨民麦克莱伦所著上海史著作《上海故事——从开埠到对外贸易》。虽然这些文献的形式和种类不同，但是文献价值颇高，《远东生活回忆》等文献所记述的内容均为作者的见闻和观感，细腻且生动有趣，而《社会视野中的上海》、《上海租界历史杂录（1842-1856）》和《上海故事——从开埠到对外贸易》则是只要依据档案等一手文献写成，内容翔实可靠，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故事——从开埠到对外贸易》。

这部著作于1889年出版，作者麦克莱伦长期担任《字林西报》的主笔。据该书自序，作者写这部书的动因是至1880年代，上海租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具有自治性质的市政机构和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关于这段历史，尚无完整的记述，“最近几年，我时常听人们说很想看到关于上海租界历史的记述，”作者写作《上海故事》的目的就是要为人们提供这样一部关于租界历史的翔实可靠的记述。为此，他翻阅了当时能见到的档案（包括一些洋行的档案）、报刊和书籍，而且采访了当时还建在的在开埠初期即来上海的老居民。因此，可以说这部著作不仅是第一部英文上海史著作，也是第一部翔实可靠的上海史著作。不仅如此，这部著作和《社会视野中的上海》以及《上海租界历史杂录（1842-1856）》相互补充，对上海租界乃至于近代上海城市历史上的某些关键问题，诸如上海租界工部局的设立及其合法性问题，有很深入的探讨，进而对揭示上海租界的独特性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上海租界工部局是一个对包括华人在内的租界居民行使包括征收等职能的市政管理机构，掌控这个机构的是由租界纳税人会议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因此这是一个自治性质的市政机构。自设立时起，这个机构的合法性就备受争议，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工部局、巡捕房以及武装力量万国商团成为租界乃为实质上的“国中之国”的铁证，不仅如此，英国为首是西方列强被看作是上海租界当局的后台。但是，相关档案揭示出，自工部局成立时起，英国政府就始终不承认其合法性，时任英国驻北京公使的布鲁斯多次表示坚决反对，1862年底至1863年初，布鲁斯多次写信给驻沪英国领事麦华陀，认为在中国拥有管辖权的土地上设置市政机构违背中英之间的相关条约：“对英国府来讲，上海的英国租界既不是转让给英国君主，也不是租赁给英国君主。它（指《南京条约》）仅仅是一个协议，即允许英国公民出于个人安顿的需要在某个地方获得土地，以便他们居住在一起。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土地依然是中国的领土，要缴纳土地税，如果中国政府在其上的管辖权被否定的话，那该协议也就被否认了……”在布鲁斯看来，英国政府不愿意见到这样的局面，即工部局对界内的华人有征税权，而华人因居住在租界而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因此，上海租界当局追求的租界扩张以及华洋杂居都不是英国政府所乐见的。1863年1月22日给麦华陀的信中，布鲁斯再次明确表示：“根据条约，我们没有权利去介入中国人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关系；‘英租界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话没有意义，除非中国当局同意，否则我们没有权力强迫居住在所谓租界里的中国人为本地的需要而缴纳任何税收。”

尽管英国政府方面不承认合法性，但是上海租界工部局并未因此而撤销，反而自行生长、发展起来，1863年美租界并入之后，上海租界更由原来的专属租界变为公共租界，它与英国政府和其他列强之间关系也变得颇为独特。英国在上海租界一直拥有最大的利益，但是英国不认为上海租界是英国的专属租界，而只把它看成是列强共管的国际的居留地，英国在此无排他的权利，当然也没有特别的保护义务。在另一方面，上海租界当局自然也没有义务直接服从英国政府。同时，对于工部局的合法性问题，在20世纪之前，除了上海租界华人不时就自身在上海租界内的平等地位，如租界公园对华人开放问题不时提出抗议，最为重要的相关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未曾对此提出质疑，上海租界就是在这种独特的格局之下迅速发展起来：它在事实上享有极为高度的自治，即不受任何列强政府的直接管辖，也在事实上几乎排除了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司法方面的管辖权，堪称其时世界范围内最为自由的城市。

关于英国政府在租界工部局合法性问题上的态度，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蒯世勋等人的研究中才提及此问题，这比麦克莱伦的研究晚了50年，而且更值得指出的这是上海外侨自己书写的上海史当中首先揭示此问题的真相，并且比较深入地讨论其原因，因此亦更具说服力。

当然，《上海故事》的文献价值远不止于此。阅读这些文献，还可以发现许多反映开埠早期上海华洋关系以及外侨社会生活的一些细节，如魏德卯笔下的1850年代上海租界的情况是：“上海的外国人群体非常小，跟那些偏僻港口里的情况多有相似，大家相互间几乎都很熟悉。与外界的联络很少且不定期，邮件一个月来一次，通常是由鸦片快船带来；邮包由吴淞快马发出，信件通常全都倒在英国领事馆的地板上，每个人自己来拣。这就是每个月中最让人激动的日子！极少有游客和陌生人到来。有的话，短短几小时内，他是谁、来这里干什么、在这里待多久，尽人皆知。”（《远东生活回忆录》）。又如关于开埠之初上海外侨的社交生活，“1852年，上海外商的妻子很少在上海，几年后的一次舞会上，共有30位绅士和9位女士出席，大家都欣喜若狂，每位女士要给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男士做舞伴，有时与每位舞伴跳15分钟华尔兹。”（《上海故事》）。再如关于上海最早的四轮马车的引进情况，据记载是由外侨考尔迪科特在1852年引进，“在这年9月的某一天的下午，这位考尔迪科特先生第一次开着这辆车出行，并且他还记下了自己的出行路线。”（《上海社会概况》）

《上海故事》仅为上海地方志外文文献丛书之一，后续还会有一批此种类型的文献陆续推出。相信这批文献的开发，将会对上海城市史研究将有所推动。（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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