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包法利夫人》剧照

19世纪，布尔乔亚风气日盛，其贪婪、狭隘、庸俗、保守的恶质也显露出来，欧洲文学开始对布尔乔亚做审美的评判。莫里哀、波德莱尔、福楼拜等文学大师笔下的布尔乔亚，不仅庸俗、无知、贪婪，还言必称进步、科学、光明，给自己披上光荣的外衣，俨然现代的化身。而以美学判断审视他，布尔乔亚的光荣外衣立刻被脱掉了。美学判断因此填补了政治经济学对布尔乔亚分析的不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对此解析尤为深刻，影响尤为深远。

福楼拜严谨的美学判断，同时击中布尔乔亚和浪漫主义的要害，可谓一石二鸟。

福楼拜笔下的“大资”和“小资”，如郝麦、查理、勒乐、罗道夫、立昂，等等，或拿庸俗当光荣，或拿无能作专业，嘴脸市侩却招摇过市，话语无知却雄辩滔滔。爱玛·包法利天性浪漫，不甘于布尔乔亚庸俗的生活圈，一心要超越之，无奈却将高尚与庸俗混淆，一次又一次被布尔乔亚欺骗，结果在布尔乔亚的世界里沉沦堕落。爱玛一心想超越布尔乔亚，反而沦陷于布尔乔亚，是《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最大的反讽。

“爱玛·包法利，就是我”，福楼拜这句话和他的小说联系起来，意思是：我剖析爱玛的浪漫错在何处，也是对我自己浪漫情感的反思和清理。《包法利夫人》之后，警惕浪漫之幼稚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福楼拜之后的小说”即成为现代小说的同义词。

爱玛的美，除了她柔美的女性风韵，还在于她富于梦想的性格。她那种朦胧的精神追求，使她区别于布尔乔亚，也区别于她的丈夫。

爱玛和查理在一起的反差强烈。她随时有内心冲动，而查理静如一潭死水。婚后不久，爱玛就明白她根本不爱查理。在女性不能提出离婚的时代，她的选择只能是：扮演包法利夫人。

单看《包法利夫人》的故事摘要，读者还会误认为这是廉价小说的情节，而福楼拜的小说贵在细读的体验。

爱玛这个人物，体现了福楼拜美学判断最复杂的一面。从小说的讽喻和象征意义看，福楼拜至少引入了两个潜在的经典文本，和爱玛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形成互文：一是《圣安东尼的诱惑》，二是希腊神话普绪喀。

圣安东尼，公元4世纪的一位僧侣，为宗教理想长期苦行而圣化，成为僧侣修行生活的榜样。福楼拜将圣安东尼苦行时受到并一一拒绝的诱惑喻为人类精神升华时要面临的种种诱惑，由此写成《圣安东尼的诱惑》。爱玛的精神追求和她受诱惑的故事，与圣安东尼有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比如，她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选择苦行方式。当然，爱玛的追求、诱惑都发生在布尔乔亚世界里，诱惑她的是各色现代魔鬼。在讽喻意义上，她是女性版的圣安东尼。

普绪喀（“ 心灵”之意）是少女形象的人类精神化身，又被视为女性灵魂的化身。普绪喀本是凡间女子，她的美貌使爱神维纳斯嫉妒。爱神维纳斯使计，安排普绪喀和厄洛斯（维纳斯之子）在漆黑的宫殿相会。普绪喀在黑暗中爱上厄洛斯并嫁给他，却看不见丈夫的面孔。趁厄洛斯熟睡时她点起蜡烛偷看，蜡油滴在厄洛斯脸上，丈夫惊醒后逃逸，不知去处，宫殿也消失。普绪喀四处寻找丈夫，历尽艰辛，终于和厄洛斯团聚。普绪喀的故事和爱玛的经历融合在一起，小说的讽喻意义又深一层。

读者常会问，爱玛到底要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爱玛不是追求物质的女人；她会理家，却不会理财，这符合她的浪漫性格。查理确实给了她小康的生活，但查理不是她的精神伴侣。爱玛要的，她从查理处一无所获。

她和查理离得越近，就越感觉到两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查理的谈吐和街上的走道一样平板，人人的观念穿着日常的衣服在上面熙来攘往。” 爱玛希望丈夫能给她精神的启迪，可是“这个人呀，他什么也不会教，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希望”，于是，爱玛开始想象“那另外一种生活，那未知的丈夫”。

谁是那“未知的丈夫”的原型？厄洛斯。那么，爱玛就是现代的普绪喀。她的追求与普绪喀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普绪喀找到了厄洛斯，爱玛没有得到过爱。

起初，爱玛对“未知的丈夫”的向往是精神性的。少女爱玛在修道院接受早期教育的时候，她的“未知的丈夫”是天上的王子，耶稣基督是他的名字。耶稣是让爱玛产生超凡之爱的第一人。

修道院内的气氛，恬静而高亢，宗教礼仪徐徐演绎着天国的狂欢。农夫的女儿爱玛“渐渐沉湎于圣坛的馥郁、圣瓶的鲜洌，蜡炬的光耀所散发的神秘的慵逸。她不谛听弥撒，看着天蓝镶边的圣画，爱着生病的羔羊、利剑穿过的圣心，爱着可怜的耶稣倾踬在十字架上……为了多逗留一些辰光，她编造一些小小的过失去忏悔，跪在阴影里面，双手合十，脸贴住栅栏，听牧师呢喃。布道时候常常说起的比喻，例如未婚夫、丈夫、天上的爱人和永生的婚姻，在她灵魂的深处激起意想不到的甜美”。

爱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天主教徒。如此氛围之中，她在耶稣的形象里寻求的并非宗教，而是朦胧的精神追求与激情表达的混合。

与此同时，爱玛在修道院也毫无辨别地读了大量低劣的小说。这些小说“里面说到的是爱情，情男、情女，晕倒在寂寞的亭榭的落难的命妇、每站遭害的驿夫、每页倒毙的骐骥、阴森的森林；心痛、誓言、呜咽、泪与吻；月下的小艇、树丛的夜莺；公子勇敢如狮，温柔如羔羊。道德非人所能，衣饰永远修整，哭起来泪如泉涌”。如此的“爱情”描写，与“天上的情人和永生的婚姻”不是一回事，却同样使令爱玛感动不已。

婚后，她订了些专以女性为目标的浪漫杂志，一字不漏地吸纳所有的信息，包括所有的演出、赛马、茶会、歌坛新秀、上等裁缝的地址。她还买来巴黎市区的地图，用手指在地图上走，闲游于每条街巷，想象巴黎上层的豪华生活。她什么都读，只要和她现在的生活不同的，都感兴趣。

她和查理一起的生活无聊至极。爱玛的性格是不会满足于无聊生活的，而查理对无聊的生活却能心满意足。这正是爱玛不爱查理的原因。硬要说爱玛不忠诚，意味着否定爱情应该是婚姻的基础。爱玛的问题，不在她该不该满足于和查理一起生活。从美学判断审视，爱玛的问题之一，是她热衷的读物反映着当时拜物拜金的布尔乔亚的风气；其中所谓的浪漫情调，赚人眼泪，是足以麻痹自主思想的毒品。悲伤就雨、高兴就晴的书，既不是好书，也不是真实生活。

爱玛审美力不足，不懂得需要和书中的人和事保持距离。没有适当的距离，容易被读物所洗脑、所控制。19世纪的法国女子受教育机会有限，爱玛的教育也是支离破碎，未能形成完整的思辨结构。自主能力不足，爱玛的浪漫主义就成了高尚和庸俗的混杂。

爱玛的复合式媒介，可比作她在写的一本杂乱无章的“小说”那本一直在写却一直写不完的“小说”。事实上，爱玛除了情书和借据，并没有写别的。她虽然没有成熟的写作能力，却买了一套精美的书写用具。所谓“小说”（因为福楼拜有所提示），是她在头脑里不断想象的无序书写。凭了先天不足的直觉，爱玛随时将一些人物、形象、风景、氛围添进她的“小说”。一个糟糕的读者怎么会是好的作者？

为了说明爱玛被挟持的欲望如何混乱和荒唐，福楼拜着重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有一天，她和查理受子爵之邀请参加派对，爱玛和子爵共舞，恍若重温书中梦境。读者爱玛一旦“验证”梦境的存在，作者爱玛便把梦境中的子爵写入她的“小说”。然而，很久以后，当爱玛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子爵的马车如风疾驰，擦身而过，怒吼的子爵和她“小说”中温柔的子爵判若两人。

在永镇，她“爱”上立昂，未及亲近，后者去了巴黎。情欲催生想象，立昂成为幽灵，俨然以救美的英雄形象进入她的“小说”。尔后，她和立昂长期偷情时，发现立昂不过是稍微聪明些的查理。

爱玛向往“未知的丈夫”，起初的对象是耶稣，是天上的王子，永生的婚姻，后来却是专门玩女人的罗道夫，是无智无勇的“小资”立昂。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天壤之别？迷惑爱玛的欲望，使她的“小说”越写越糟的，是混淆了高尚和庸俗的布尔乔亚的文化。

行骗的罗道夫、立昂之类，嗅觉特别灵敏，能很快察觉爱玛的无序“小说”，利用其中的情节、形象、词汇、比喻诱惑她，利用她的复合媒介诱惑她，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爱玛和立昂的私情堕落到极点时，她的媒介便暴露出自相矛盾之处。爱玛每次和立昂约会回来很晚，把查理赶到三楼，自己在房间里通宵达旦读那些“俗不可耐的小说，那些放荡不羁、暴力、流血的情节”。低劣的小说完全支配了她的欲望？福楼拜笔锋一转，接下去写道：“她打开窗户，吸进冷空气，她过分沉重的头发在风里散开，仰望繁星，她渴望一位王子的爱。”

这位王子，是爱玛在修道院爱上的天上的王子，和前面低劣小说的情节形成强烈的反差。如今，天上王子的形象在爱玛心里已经模糊。他象征爱玛当年朦胧的精神追求，如今这心愿已随风而去。风很大，吹散了她的长发。

福楼拜专心创作《包法利夫人》达五年多（1851-1857）。这期间，他常写信给情人路易丝·科莱。1853年12月23日的深夜，他在信中谈到创作爱玛和罗道夫骑马的一节，说他替爱玛“做爱”累得精疲力竭，不禁感慨：“这究竟是夸大的自我满足欲在恣意横流，还是真的是一种朦胧却高尚的宗教本能？”

爱玛的复杂可归于欲望的复杂、欲望媒介的复杂、阅读的复杂、故事创作的复杂，件件涉及美学判断。

福楼拜在爱玛的读书、读人、“写作”、别人读爱玛、别人读爱玛的所读所写等的情景之中，耐心地找出了现代美学和浪漫美学的区别。

《现代性赋格：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

童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摘编自《现代性赋格》一书）

作者：童明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卫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