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包惠僧的名字。包惠僧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变节，曾任国民党军中将。新中国成立后，落魄的他给曾经的战友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迷途知返，并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史料。

早期的记者生涯积累了改造社会的最初想法

1894年，包惠僧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普通农家。青少年时期的他为人处事直率冲动。1917年，他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在一所小学任教，后因因与校长不和，不辞而别。不久后到另一所小学当教师，又因与校董不和被迫离职。一天，包惠僧偶遇做小报记者的同乡，受同乡鼓励以写新闻稿谋生。发表了一些稿件后，包惠僧跑去武汉发展。

很快，便在武汉身兼《汉口新闻报》《大汉报》等数家报馆的记者。由于包惠僧的稿件敢于披露社会黑幕，得罪了一个大军阀。几个报馆怕生事，取消了他的记者证件，他只得变换笔名继续投稿求生存。五四运动的浪潮平静下来后，武汉官僚政府和报馆相互勾结包庇，披露社会阴暗面的稿件越来越难以刊发，包惠僧不得已回到黄冈农村老家。

参加中共一大，担任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书记

1920年2月，再次返回武汉的包惠僧经人举荐，当上了江汉通讯社的编辑。此时，陈独秀前往武汉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等学校发表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的精神》等演讲。包惠僧被派去采访陈独秀。与陈独秀的谈话深深影响了包惠僧，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回报馆辞职。

这期间，时任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的陈潭秋与包惠僧同住在金家客栈。但陈潭秋从未透露过自己准备在武汉建党的活动。

1920年夏天，一位叫刘伯垂的中年人来到金家客栈找包惠僧，说有一封陈独秀的信要交给他。包惠僧看了来信，得知北平的一些师生正在筹备共产党的组织，陈独秀希望他联系一些人，在武汉也创建共产党的组织。包惠僧看后大喜，他并不知道陈潭秋、董必武已开始做建党的前期工作。

随着武汉建党步伐的加快，陈潭秋去北平拜见陈独秀，知道了陈独秀与包惠僧有联系，彼此通过信，包惠僧也在信中表示愿意参加武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陈潭秋返回武汉后，找到包惠僧，邀请他加入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包惠僧一口答应下来。

1920年秋，由刘伯垂召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1921年春夏之交，包惠僧得知陈独秀到了广州，便去汇报工作。在广州，包惠僧跟随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了解了他们的发展经验和工作经验，并协助他做一些事务性工作。

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等人商量，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信联系，确定了召开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时间、地点。会议前，陈独秀时间上有冲突，便指派包惠僧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公博一道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

与毛泽东、周恩来成为好友，在黄埔军校任职

在中共第一届代表大会上， 27岁的包惠僧和28岁的毛泽东很快相互结识并成为好友。中共一大散会后，二人多有书信来往。

中共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派包惠僧前往广州，动员陈独秀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包惠僧抵达广州后，将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和与会代表的意见告诉了陈独秀。9月9日，陈独秀在他的陪同下到上海，住在渔阳里2号。包惠僧随即返回武汉，继续做建党的工作。

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为总主任，毛泽东为湖南部主任。包惠僧则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后来因为人手紧张，调包惠僧与中央局成员张国焘等人一起办《劳动周刊》。在那段时间里，包惠僧与毛泽东也有书信来往。

1922年初，包惠僧返回武汉，适逢毛泽东遭到湖南军阀政府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包惠僧邀请毛泽东到他在中共武汉区委员会的办公室兼卧室住了20余天。期间，包惠僧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一起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

1922年5月，党组织调包惠僧去北京做党的工作，由李大钊介绍，在北洋政府交通部兼职以掩护身份。随后，包惠僧被选为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长。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罢工惨案发生后，包惠僧以“鼓动工潮罪”被通缉，不得已回到武汉，接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经党组织同意，他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广州参加国民党工作。

1925年2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奉命率教导团随校长蒋介石发动第一次东征，校本部暂时成了真空，学生无人管理。廖仲恺破例任命包惠僧做了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来，黄埔军校在同一个时期，就有了两位政治部主任，前方是周恩来，后方是包惠僧。6月，军校参加东征的学生全部回校复课，蒋介石也返回广州，听取过包惠僧汇报工作。不久，周恩来调至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党代表。此期间，包惠僧与周恩来多有来往。

1926年9月至10月间，包惠僧随北伐军抵达武汉，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包惠僧接任后，立即着手拟定新闻检查办法，召开记者招待会解决存在的问题，但工作还没有全面铺开，又被委任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筹备处主任。1927年1月，包惠僧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加紧进行反共的秘密策划。4月2日，蒋下令将由孙传芳方面投降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至上海，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9日，蒋介石赶往南京，颁布战争戒严条例十二条，严禁集会、罢工、游行等，限制工人活动。蒋介石加紧筹划政变，而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仍陷于右倾麻痹思想。4月初，汪精卫从海外归来，陈独秀喜出望外，4月5日，他竟然与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为蒋介石“辟谣”，说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4月9日，蒋介石由沪赴宁，躲到幕后去指挥屠杀工人。12日凌晨，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械，死伤近300人，上海总工会会所被强占。13日，上海工人、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要求交还枪支，保护工会，又遭蒋介石军队袭击。14日，反动军警联合展开“清党运动”，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整个上海一片白色恐怖。4月15日，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事变，优秀共产党员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此外，苏、浙、闽、赣、桂、川等省也相继发生反共“清党”和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在武汉的包惠僧得到这些消息，完全不知所措。

▲《建党伟业》中王学兵饰演包惠僧

革命流血事件令他放弃信仰，投靠国民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最终与蒋介石合流。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汪精卫对武汉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屠杀，中国革命损失严重。

革命竟然如此惨烈，出乎包惠僧的预料。在讨论形势时，他时而冲动，时而沮丧，乱了章法。

中共中央决定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挽救面临灭顶之灾的党，起义地点选在南昌，周恩来被中央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他指示包惠僧到南昌待命。包惠僧抱病前往南昌，准备接管中共江西省委军委工作。8月1日，南昌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蒋介石、汪精卫分别从南京、武汉和广州方面调遣反革命军队，联合围攻南昌起义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前委决定按计划退出南昌进军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择机再度北伐。8月3日到6日，起义军陆续撤离南昌，期间，周恩来专门前往旅店找到病情加重的包惠僧，包惠僧说实在走不动，有个亲戚在南昌，已经与他联系过了，去他家住。

包惠僧在南昌表亲家住了一个多月后，化装逃离到九江，搭船回到老家湖北黄冈。后又辗转逃到湖北武昌、江苏高邮。在高邮住了两个月，当地国民党县党部与土豪劣绅也开始缉拿共产党员和农会人员，包惠僧不得不携家眷离开高邮去上海躲避，哪知上海情况更混乱。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包惠僧害怕、苦闷、失望，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从香港辗转来到上海的周恩来，派上海党组织的人找过他，让他参加工作，他躲避、敷衍，自动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生活，他重操旧业，用笔名撰写文章，靠卖文为生。但卖文实在太苦，他又托人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当参议。

1931年9月，正当中共一大的战友毛泽东、陈潭秋、何叔衡在江西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当参议的包惠僧则在国民党政府混事儿。他感到收入微薄，又借助黄埔军校的熟人找蒋介石，以图为自己谋个好职位。蒋介石为了分化共产党，破例任命他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包惠僧欣然上任。包惠僧的行为，已经是明显的变节。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军衔为中将，没有实权，只相当于幕僚的角色，但他曾经是共产党的要人，现在虽然叛变，依然不为国民党内部人士所认同，处处受到提防和监视。包惠僧在这种环境里非常苦恼，1936年提出退出军界，转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继续混饭吃。

抗战期间，包惠僧随国民党政府迁到陪都重庆，脱离共产党的陈独秀也辗转来到四川江津。1942年春天，包惠僧前往探望贫病交加的陈独秀，还带去一些钱财接济他。两位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在破屋中谈起往事，感叹不已。

1948年底，三大战役相继打响，蒋介石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统区一片混乱，国民党高官纷纷逃往台湾和海外。包惠僧带着家眷不辞而别，栖身于远离澳门市中心的僻静小楼，静观时局变化。

共产党的节节胜利使他迷途知返

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百感交集，特别是中央政府里面的很多重要人物曾与他关系较好。他左思右想，决定打个电报给周恩来，既表示祝贺新中国成立，又可借此投石问路。他字斟句酌，于1949年10月上旬给周恩来发了封电报：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

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

弟 包惠僧叩‍

周恩来接到包惠僧的电报，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沉思半晌表示：回来可以。周恩来给包惠僧复电，欢迎他回来，并对香港的共产党秘密组织给予指示，让他们协助。

1949年11月，包惠僧举全家来到北京。他返回的消息，立即在共产党高层传开。第二天，曾经与包惠僧一起在上海开会的中共一大代表、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请他吃饭。包惠僧见到董必武，满面惭愧。饭中，董必武免不了揶揄他几句：“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也告诉包惠僧：“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12月25日，周恩来与包惠僧进行了长谈，周恩来提出：“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要对党有个交代。”包惠僧回去后，写了一篇长文，郑重检讨了自己在大革命中立场不坚定，脱离革命，投靠蒋介石的错误，认为自己“罪不可赦”。他的“交代”上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认为符合实际，同意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1950年初，周恩来安排包惠僧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分配他到国务院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1952年8月20日，任命为内务部参事。1957年4月29日，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有关部门给包惠僧安排了舒适幽静的住处，在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

1957年，《新观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署名为“栖梧老人”。这是一篇早期的有关共产党成立的史料，文章以当事者的口吻，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些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包惠僧于1979年7月2日，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85岁。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他的回忆录手稿，全书真实地记录了他革命、变节，后又迷途知返的人生历程。

——摘编自《炎黄春秋》2018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