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7日，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信祝贺，并勉励考古学学界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时光回拨到百年前。1921年冬，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偕同袁复礼等五人，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从而发现了仰韶文化。这是在我国所进行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这次发掘标志着我国考古学从此脱离了金石学的范畴，进入现代考古学的新阶段。

然而，1923年安特生在其著作《中国远古之文化》中却提出，“然以河南与（中亚）安诺之器物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而由于当时华北地区没有发现比新石器晚期更早的遗址，安特生进一步推断，中华远古文化是在欧洲和西亚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进而提出“中华文化西来说”。这一论断，刺痛了中国学人对民族文化的自尊心，也激发了他们对考古学的探索热情。李济，正是抱着要“寻绎中国人的原始”的目的，从体质人类学转型到考古学，并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中的重要奠基者。

西阴村发掘：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

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开大学教授、文科主任；1925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同执教鞭。

▲1925年冬，李济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1926年2月，李济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学者毕士博和清华学校校长曹庆五的大力支持下，决定与袁复礼结伴到山西南部沿着汾河流域去作一番考察，以确定有无进行考古发掘的可能性。3月24日，当李济、袁复礼第一次往山西南部考古的时候，发现了西阴村史前遗址。在测量了当地的地势后，李济决定对之进行“披葱式”的挖掘。挖掘时间由10月15日起直到12月初。具体分工是：李济主持发掘工作，袁复礼负责调查。

▲西阴村灰土岭发掘前的情形图

前后两个月的发掘，李济等人获得了一大批石器、骨器、陶片和贝壳，整整装了九辆大车。这批出土文物运回北平后，曾在清华学校进行了一次公开展览，李济亲自担任讲解员。李济对这批出土文物作了一番科学考证，判断为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9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不久，他将此次考古研究成果，写成《西阴村史前遗存》，于1927年发表。

▲西阴村遗址发掘现场图

李济兴奋地告诉国人，这次发掘，“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是蚕茧，然而也没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李济认为，夏县丝织业的历史非常悠久，这个蚕茧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的遗留（Survival in Culture）”看待。他认为，虽然通过半个蚕茧，不能十分肯定地推断中国新石器时代蚕业的存在，但却可以论定，“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

虽然安特生在中国考古学上充当了一个启蒙者的角色，但是，引领中国考古学方向的却是李济。李济本人也曾在课堂上批评过安特生的仰韶六期的分法，认为它并不科学；特别是说到安特生的学术修养“是半路出家的和尚”（意思是说他的主业是搞地质学的）。而李济，则以西阴村发掘为契机，将主要的研究活动从体质人类学转向了考古学。

西阴村的考古发掘，是在内忧外患年代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严谨的学术色彩；而李济的考古报告完全突破了传统的金石学，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用科学方法研究考古学的道路。西阴村发掘成为田野发掘研究工作的一座里程碑，并使李济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由李济创造的“三点记载法”、“层叠法”、“探沟探坑法”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一直被考古学界沿用。

殷墟发掘：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跃迁

对殷墟的发掘，将我国有据可考的历史整整向前推移了3000年，引起了史学界的一场大变革。而殷墟的成功发掘，也与李济密切相关。

▲1928年第二次赴美回国所摄

1928年10月，在董作宾的主持下，中央研究院组织了第一次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同年12月，改由李济全面负责殷墟的发掘事宜。此后，一直到1937年，共进行了15次发掘，其中，李济负责了最重要的前几次发掘。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先后发现了众多的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王陵大墓、洹北商城遗址、祭祀坑、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甲骨窖穴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文物，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将一个失落了3000年的殷商王朝，活生生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时至今日，殷墟发掘仍被全球学界看作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1929年秋，殷墟第三次发掘工地上获得唯一一片彩陶时的情形

在李济主持发掘工作之前，董作宾等虽挖到了甲骨多片，以及铜器、陶器、骨器、蚌器等遗物多种，但在此之后，董作宾致信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认为在史语所财务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对安阳的发掘可以放弃。而李济主持下的发掘则有不同的理念，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提到：“晏堂（指董作宾）此次发掘，虽较罗振玉略高一筹，而对于地层一无记载，除甲骨文外，概视为副品，其所谓副品者，有唐磁，有汉简，有商周铜石器，有冲积期之牛角。”在给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总干事杨铨的信中，李济又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认识：“此次董君挖掘，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惟检有字甲骨，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紊乱，一无记载。故就全体论之，虽略得甲骨文（约四百片），并无科学价值。惟晏堂人极细心，且亦虚心，略加训练，可成一能手，并极愿与济合作，斯诚一幸事。”

可见，在李济的观点里，那种沿用“古董商陈法”的做法，仍是停留在传统金石家的层面。而董作宾进行第一次挖掘的目的，也是为了“考察遗址以查明是否还有一些甲骨值得发掘，或是否真像罗振玉及其同伙说的那样甲骨已被挖尽”。比较而言，李济领导的发掘，则是希望通过系统和科学的田野挖掘来得到对地下实物的认识，而不仅仅局限于有字甲骨才有“科学价值”的层面。

在后来发表的文字中，李济深刻批评了“惟有文字才有历史价值”的偏见，指出现代考古学的一切发掘就是求一个整体的知识，不是找零零碎碎的宝贝。他认为，一切无文字而可断定与甲骨文同时之物，均有特别的研究价值，许多文字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土中情形便可察觉。他还强调了问题意识对考古研究的重要性：“有题目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有选择方法，有方法应用可再得新问题，周而复始，若环无端，以至全体问题解决为止。”李济的这些认识，无疑是超越了王国维、董作宾等人的，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上的一个突破。

▲1931年春殷墟第四次发掘时，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从左到右）在安阳。

殷墟发掘是标志中国现代考古学大踏步发展的一项值得称道的重要成就，它从正面支持了传统史学的立场，客观上成为反驳“疑古派”的有力武器。而且，由殷墟发掘建立的考古学传统，对于其后中国考古学乃至历史学的发展影响至深。一方面，由此建立的将自西方引入的田野方法和器物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成为后来中国学者严格遵循的范例；另一方面，殷墟发掘使此前饱受怀疑的上古史再度成为信史，从而稳固了传统史学的地位。

作为考古学家的李济，在那个中学与西学交汇、新学与旧学冲突的时代，站在了新、旧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分水岭上。在周予同看来，李济是由新史料产生新史观的学人，并且与王国维一起，分别是考古派前后期的代表；李济所作的殷墟发掘田野考古报告，归于史料派，而李济根据这些材料作的解释，则是史观中的考古派。李学勤则这样评价李济：“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

陶器与青铜器研究：开殷商文化研究先河

李济对陶器研究的兴趣可以追溯到西阴村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出土了一批彩陶。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考古报告中，李济就对陶片作了分类，并与安特生所收集河南、甘肃等地的彩陶比较，开创了陶器分类研究之先河。

殷墟的15次发掘出土了数量巨大的陶器。李济对殷墟陶器的研究，其成果集中在《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的《殷墟陶器甲编：陶器（上辑）》中。李济认为，“陶器的研究在现代考古学内有它的重要地位”，并对这批陶器材料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作了说明：“其重要的程度决不低于研究任何其他区域由新石器到青铜时代及文字开始时代的文化所包括的陶器。”通过陶器的研究，“可以看出殷商时代与史前文化的若干关系；我们并可以看出不见于文字记录的，殷商文化中的若干新成分”。

▲李济著：《殷墟陶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定价58.00元

李济在陶器研究方面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在研究所不断转移、工作条件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断断续续地研究而取得的。他的研究，突破了自宋以来传统金石学的藩篱，对陶器进行严格的分类，以崭新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古器物研究的新境界，是学术上的一次革命式的建设。张光直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李济的陶器研究“除在殷商文明本身上的贡献以外，对中国考古学有极大的一般性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涉及器物类型学的方法论；一方面它提供了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

▲李济著：《殷墟青铜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定价88.00元

殷墟发掘出土的器物中，青铜器不仅是殷商文化的最高代表，也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器物。诚如李济本人所说：“殷商时代实乃代表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一座巅峰。”在殷墟青铜器的专门研究方面，李济曾就青铜觚形器、青铜爵形器、青铜斝形器、青铜鼎形器、53件青铜容器等撰写了专题研究报告六篇，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通过李济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一系列研究，彻底划清了现代考古学理论指导下的古器物学研究与传统古器物学研究的界限，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提供了有力的地下证据。可以说，他的考古研究，对殷商时代科学技术文化及其渊源进行了探索，不仅对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而且为我国殷商文化的研究开了先河。他所倡导并优先执行的整套研究方法——如陶器和青铜器的命名和类型学方法——至今仍在中国考古学界处于支配地位。

中国民族史研究：“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

作为考古学家的李济，其另一个身份是民族史学家。他曾回忆，“在西安的时候，对于寻求民族学的材料，尚自认是我唯一的兴趣”，直到后来，才“中途改变了职业”。在他的一生中，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可谓殚精竭虑，贡献卓著。

李济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约在1920年左右，他写了一份简历，其中提到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来。”

1922年，李济向当时的美国人类学年会宣读了《中国的若干人类问题》一文，后发表在《哈佛毕业生杂志》（HarvardGraduatesMagazine）上。李济在文中介绍了他最近两年来对中国民族的形成所作的研究，阐释了中国民族的主要构成成分、民族迁徙的过程和后果。）上。李济在文中介绍了他最近两年来对中国民族的形成所作的研究，阐释了中国民族的主要构成成分、民族迁徙的过程和后果。1923年，李济完成了其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这部书的重要性在于，为用人类学等现代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范例。同时，它也是一部开中国人种科学研究之先河的著述，其对中国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堪称古史研究的典范。

▲李济著：《中国民族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定价48.00元

李济后来所进行的对器物形态的研究，也都深受其民族学史研究中采用的“量人脑袋”方法的启发，特别注重器物形态元素的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则深受美国人类学学科人本主义精神的感染，试图通过器物分析探究社会文化而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认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质爵形器的器形脱胎于龙山文化，这一点符合文化传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口部结构的演变则是工匠长期实践不断改进提高器物的使用功能的结果。李济按器物形态元素特征分类的类型学体系，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研究打下一个新基础，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1950年，李济撰写《中国民族之始》，对中国民族的人种问题作了通俗的介绍。1954年，李济在《从中国远古史的几个问题谈起》一文中指出：“新石器早、中期活跃于长城以外的人群，可能就是新石器晚期活跃于华北民族的先祖，可能杂有东北及西北来的新成分，与原来内蒙古合而南移。”

1957年，李济著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已是中国土著，吸收仰韶文化而加以发扬的殷商文明，其要点都在中国本土孕育而成；但此民族在史前已非纯一的，青铜文化尤受不少外来影响。”

直到1979年离其去世前数月，李济还对人说起，自己正计划写最后一部著作，“要与最初的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同名”。

20世纪下半叶，世界考古学开始拥抱人类学，历史学研究也开始转向社会学研究。这不啻是一个绝妙的“轮回”。李济以人类学专业的出身而转入考古学，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这种研究取向，在他去世后，重新又在世界考古学界竖立起标杆。

通过对李济学术成就的回顾，不难发现，他一生所从事的田野考古和人类学研究，其核心主要是两大课题：一是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二是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这两大课题，是李济毕生所执着追求的。李济对于中国民族之多元进步、中华文化之悠久博大富有深厚的感情和优越的民族情怀。由此，他认为一部能够说明中国民族文化之原始的上古史，是现在一般人渴望好久了的。也正是他在中国民族史方面坚忍不拔的探求，使他成为“中国现代的第一个人类学家”。

大师背后：一种高标准的科学品德

李济是一个正直的学者，这从他早年敢于否定王国维、董作宾、安特生等人的考古研究方法，即可见出。他曾在美国与徐志摩同学，在徐志摩给他的一封信中，也说起“老兄刚毅木讷，缰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他运用西方的考古方法和观念，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确立了崇高的地位。他也培养和造就了众多优秀的弟子，并在毕生的考古工作中，用先进的考古学理念训练他们。这些弟子中，包括了一批在现代考古学界居于领导地位的人物，如张光直（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高去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等。

▲李济晚年像

李济还从事了其他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这里仅列举较重要的几项。1934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的筹备主任，从此以后，他成为一个主张历史博物馆应是发掘的机关、研究的机关兼教育的机关的热心宣传者。他的这一理想，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已然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付诸实施，可见他的思想领先了我们整整半个世纪。1949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考古人类学系，也是第一次在中国把训练职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培养计划。1960年代初，他倡导成立一个中国古史编辑委员会，着手编写一部多著者、跨学科的中国古史长卷，这也是中国史学编著中的首次。

1979年8月1日， 83岁的李济因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李济生前最得意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悼词中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李济在民国时期所开创的考古学方法，至今日已经影响渐小了；他的许多学术观点，也已然大不同于今日考古学界的主流。但他在那个时代所留下的背影，却是不管怎样都无法被磨灭的，诚如考古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所说，李济始终“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对完善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6年，在学者王元化推动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李济文集》，收集了李济学术论著近400万字

而今，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百年的时刻，我们有理由回望和纪念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位具有科学考古学思想的人，也是中国第一位享有世界级声誉的考古学家，他用他的一生，奠定和创建了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并以他卓有建树的工作，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学。（作者系文化学者、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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