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

沈 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家沈刚的新作《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是一部近年来少见的中国通史类型作品，凸显了两大特色。

其一，本书通过聚焦中国主要帝王的治理实践，较为完整地呈现了秦统一后政治发展的概貌。从秦始皇至慈禧太后、光绪帝，作者对四十余位重要的统治者作出评论，提到的皇帝超过百位；其二，作者以大环境（内外部各种条件）、价值观（官方的统治理论）、方法论（政权的统治策略）、组织（统治集团组织体制保障，包括团队、机构两大方面）和资源（国家人力、财力等资源动员水平）五个维度，分析各个历史阶段、主要朝代的兴亡得失，力图揭示帝制中国皇权系统的运营逻辑。

具体到每一位最高统治者的得失成败，作者关注其统治的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等维度的平衡，以及与大环境之间的互动，主要探讨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性、组织和资源的匹配性两大重点。比如全书开篇的秦始皇，作者认为，秦之所以统一十五年即亡国，价值缺失是最主要的原因。法家的方法论视民众为可驱使的工具，可以作为战争机器进行驾驭，却不可能形成大一统政权士民的精神认同。秦政权各级地方机构，仅依靠少数中下级军官及文法吏，对于原六国民众横征暴敛，过度动员社会人力、财力资源，这种局面不可能持续。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隋代，隋文帝建立、隋炀帝继承的运营系统，存在着核心价值不彰的致命缺陷，以致于无法突破政权品牌忠诚度的瓶颈期。隋炀帝无止境地滥用国家人力和物质资源，是最高统治者人为造成系统失衡而最终崩溃的典型案例。

再看看汉代承前启后的重要君主文帝时期，汉政权维持郡县制、分封制并存的统治策略，又明确注入了黄老学说的核心价值观，组织体制中的干部，包括功臣势力及其后代、少数士人和文法吏，多为温和、朴实的循吏。汉文帝轻徭薄赋，严格控制各项支出，对内不扰民、对外不折腾，资源动员的规模相当克制。这种平衡的系统给民众带来了幸福，国家却处在强邻匈奴严重威胁的大环境下。

相似的情形存在于宋代仁宗时期，仁宗宽厚恤民、以德治国，将执政权、监察权等日常运作分别交给相互制约的士大夫团队，实现了君主与士大夫的共治。在他的治理之下名臣辈出，文化学术昌盛，市场经济发达，但在表面繁华的背后，掩藏着组织体制臃肿、资源动员效率低下等深刻的矛盾，国家在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处于下风。

作者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根据国家运营系统平衡的程度，以及最高统治者的能力、品德和治理业绩，对于帝制时期的四百余位君主综合打分，将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康熙帝列入最高分的前四位。他们创立的运营模式，作者视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经典案例。另外，对于帝制时期许多重要的统治者，比如汉高祖、汉宣帝、王莽、晋武帝、武则天、唐玄宗、宋高宗、元世祖、明成祖、嘉靖帝、崇祯帝、乾隆帝和慈禧等人，作者都作出了较为独到的判断和论述。

▲《兴亡》作者沈刚

作者将两千年的帝制时期分为五个阶段，即秦汉、隋唐和元明清三个连续性大帝国统一阶段，以及魏晋南北朝、五代辽宋金两个大分裂对立阶段。在五个阶段的发展中，治理体系分别经历了创制、重构、调整、完善和固化的过程。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统治理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作为统治策略，儒表法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充分结合，成为帝制治理体系最本质的特征。最高统治者以及组织体制主体的士大夫文官势力，通过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釆用严密户籍登记的编户齐民制度，进行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控制和动员。在东亚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内，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高度统一，形成了运营系统的反复和循环。

如果沒有发生鸦片战争，中国两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治理体系，将可能继续和发展下去。尽管运营系统可能爆发周期性的危机，以致发生王朝衰亡、朝代更迭，但只要新的王朝建立，统治者对于失衡的关系进行调整和恢复，运营系统将会得到重新的启动和延续，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匹配和平衡。

比如秦汉第一帝国阶段，秦始皇将法家方法论推广至原六国地区，系统崩溃后，刘邦重建汉承秦制，以郡县制、分封制并存以及黄老学说作为过渡，至汉武帝时期，始与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价值观相结合，完善了中央集权、郡县制的政治制度。王莽以儒家的天命转移说作为篡汉的动能，十五年身死国灭。刘秀重建汉政权后，将儒家仁爱宽恕的价值与法家君主绝对专制完美结合，实现组织体制内部儒生与文法吏势力融合，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组织特征至此成型。儒家教化凝聚人心，保证了东汉政权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稳定。

再比如元明清第三帝国阶段，元政权因俗而治，但是，蒙汉两种统治制度相互冲突，国家未能形成明确的价值。明太组继承了元代统治策略中压迫、暴虐的特质，大规模屠杀功臣势力，废除丞相制度，剥夺了士大夫儒家道统解释权，把君主专制发展到君主独大的特殊性形式。清政权入主中原后，康熙帝、乾隆帝等充当君师合一的最高统治者角色，设立南书房、军机处等内廷机构，出现了君主一人独裁的特殊统治策略。清政权借鉴元代因俗而治的模式，在满洲旧地、汉区、内外蒙古、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构建起以满治国兼以多元制度的运营系统。

尽管《兴亡》一书在一些方面存在着提升空间，诸如书中缺少一张年代表，读者了解历史的脉络还不够一目了然；五个维度的分析定量不足，未免失之于笼统等等，但是整体而言，作者具备较为丰富的历史修养，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又兼有管理者实际工作的经验、感悟，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认识，拥有相当共情的能力，《兴亡》仍是一本别具一格、且能给予人较多启示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