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视频观看姚君伟谈《桑塔格传》

桑塔格的一生与美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发展历史息息相关。她傲视一切而又焦灼不安，被神化也被误解，被赞美也被诟病。她反抗想象力的贫瘠，拒绝平庸，拥抱思辨与审美，留下了丰富的创作遗产。作者通过大量研究和访谈，深入档案资料，回归文本阐释，敏锐地捕捉到桑塔格人格和人生中的细微和隐秘的精神内核，探索了传主令人敬畏的公众形象背后那令人着迷的私人面孔。

《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

[美] 本杰明·莫泽 著

姚君伟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2004年12月28日，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印度洋，两天前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海啸肆虐了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斯里兰卡的海岸。这场灾难的规模仍然难以想象，它很快就跻身历史上造成最多人死亡的灾难之列。最终，22万余人身亡，200余万人流离失所，不可计数的人的生活从此天翻地覆。就像《洛杉矶时报》所说的，一道“40英尺高的水墙夺去了超过两万六千人的生命，这使得其他方面的人类境遇都变得微不足道”。

在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件中，就包括一位71岁作家的临终时刻，她在纽约最好医院之一的病房中死于癌症。实际上，她的讣告被从亚洲蜂拥而至的消息所淹没，数日以后，报纸上才开始出现对她的致敬与回忆，此时，这些信息已经失去了新闻时效性。

然而，苏珊·桑塔格是她那个时代的标志，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初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她1933年1月16日出生于纽约，时值阿道夫·希特勒上台14天，她将经历并且见证那个时代的种种政治骚动，成为一种革命性文化的代言人，并将写作变成她毕生的历险。

12岁时，她因为身患哮喘只能迁居亚利桑那州，这时她已经当起了记者，到处分发一份自编自印的报纸《仙人掌快报》，每份卖五美分。报纸专栏包括文学评论、政局解析，尤为特别的是，还登载当时正在欧洲和太平洋打响的战争的新闻。正是在太平洋海岸边的洛杉矶，她度过了青春期的最后几年，作为一名早慧的中学生，她跟托马斯·曼一起喝过茶，并开始入门学习古典乐。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上了一学期课以后，她考入了芝加哥大学，该校当时富于实验性的课程与她那高于常人的智力可以说是天作之合。19岁时，她不仅已经拿到学位，还成了妻子和母亲。为了追随丈夫，她搬去了（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继续在那边的哈佛大学求学。从那里，她又去了牛津、巴黎，但在离婚后，又重返纽约，回到了她出生的城市。从此之后，她永远都有一个纽约的地址，尽管某些年份她更多是住在巴黎、米兰、柏林、巴里或者萨拉热窝……

1963年，在她的第一部小说《恩主》出版后，她放弃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和在大学发展的抱负，开始靠笔耕为生，在重要杂志上发表文章，接受各种邀请，到大学参加会议、开办讲座和研讨班。

她既是作家、评论家，也是电影人，她时不时会出现在银幕上，或在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或在纪录片中。她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也是国际笔会的成员。人们征求她的见解，她参与各种政治论战，投入反越战的斗争，为波兰、俄罗斯、波斯尼亚的言论自由呼吁；在古巴革命的最初几年里，人们看到她站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一边；因为对文学艺术的贡献，她获得法国政府授勋，同时，她在法兰克福、耶路撒冷和纽约等地获得过许多奖项。

要简单概括苏珊·桑塔格的人生是很困难的。她永不餍足的好奇心推动她走向摄像机或者剧院后台，促使她选择最多样化的题材，学习多种语言，为个人图书馆添置成千上万册书。这也部分解释了她从不中断的旅行，和她作品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对“您是谁？”这个问题，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是一个流浪者，我从发现事物、相逢与交流中得到乐趣。我在美国时并不觉得自己是美国人，但我又从未像我在国外时那样美国化。一切都令我感兴趣，我所忧虑的只是我能否始终保持公正。吸引我的是那些最为蜿蜒曲折的心灵之路。关于它们，我想要用各种方式去描写。”

好奇心和智力上的一丝不苟构成了她那千变万化的作品的共同特征，尽管这些作品在她身后并非都能不朽。那些评论著作会被一读再读：很多是奠基之作，如果追溯20世纪下半叶的各种知识界论战，不引用桑塔格的许多文章与文集，几乎不可能，其中《反对阐释》《关于“坎普”的札记》和《论摄影》肯定是她最为知名的作品。但就像她终生的友人理查德·霍华德提醒人们注意的那样：“她不想被看作知识分子。她会回应这样的叫法。被这样称呼的时候，她会答应的。但她并不喜欢。”

她的电影和小说就远不会有同样长久的寿命。桑塔格写的最后几篇序言之一是为维克多·塞尔日的一部小说所作的，文中她强调他的小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提醒人们“当一位作家的大部分著作并非文学性作品，要低估其文学成就是很容易的”。她在后文继续断言塞尔日“作为虚构作品的作者，同样遭到了惩罚。历史真实性是通向虚构之路的绊脚石——就仿佛我们必须从中二选一”。她还指出，某些评论家甚至会说出这种话：“塞尔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他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危险与狂风骤雨，保持了道德上的忠诚与正直的人生。”

在她的四部小说中，只有《火山情人》真正取得了口碑与商业的双重成功。最后一部出版的《在美国》获得了2000年的国家图书奖，但读者并不因此就必然买账，抄袭指控与评论界的温吞反应都打消了她再写一部的念头。在生命行将逝去的时刻，除了留下一些笔记，以及在书信或采访中的一些影射，她已经不再有写小说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