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卫建民:李大钊对生死的思考 | |
2022-10-19 13:26:09 作者:卫建民 |
李大钊
我有一册精装本《李大钊选集》,是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还有一册《李大钊诗文选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同年出版的。前者偏重于政论,后者是文学性的选本,两种选集各有侧重。我从旧书店买回革命前辈的这两种书,是要全面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和言论,看看他们在狂飙突进的年代分别起了什么作用,他们写了什么说了什么,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处于什么位置。在老北大红楼参观,我从几位前辈曾工作的场所,看到了一个群星闪耀的大时代。
这两种选集,买回来多年,我没有通读,是选读的。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烈士的历史功绩已载入党史,不需要我来赘述。我读他的诗文,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用文学眼看到的自然和社会,他当年的从容就义,他的生死观,等等,是我在正史外再思考的问题。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职位是图书馆主任,顾颉刚大学毕业前夕,曾以助教的身份在他的领导下为图书编目。为留住顾颉刚这个稀有的人才,李大钊和蔡元培协商,为生活困难的顾加薪。他不是古纸堆里的学者,他首先是行动的革命者。要把自己的信仰付诸行动,是生命的冒险,有生死考验。李大钊是如何思考这个严峻的问题的?
在诗文选的《随感录》里,有一则《牺牲》,李大钊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则写于1919年下半年的随感,是志士仁人对生死的清醒认识,也是李大钊烈士从容就义的思想基础。作为社会的人,一旦来到世间,就是发展自己,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如需要牺牲时怎么办?是苟且偷生,还是引颈向刃?李大钊义无反顾地走向绞刑台,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的死,唤醒世人,证明了他信奉的主义。他的死,距离谭嗣同死在菜市口的时间不远,是志士仁人用生命改造社会的慷慨悲歌。《随感录》里还有一则《出卖官吏——蹂躏的人格》,他写道:“文官考试,听说三千元可以买得一个,你愿意得官,我愿得钱,日中为市,交易两退,也算是一个公平买卖,我们没得可说。独有那应考诸君的神圣人格,被蹂躏到这步田地,我实在为他们抱憾!”买官卖官,社会腐败,李大钊从道德上抨击,为买官者的不顾人格而羞。买官卖官之所以“日中为市”,入食货志,是制度造成的,有甚于买卖双方的人格。李大钊从苏联“庶民的胜利”,看到了中国要改变社会制度的希望。他研究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是看到了社会的种种不公和腐败。
李大钊广为人知的一幅联语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将道义和文章联系起来,既用哲学认识世界,又用哲学改造世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早期在一个营垒里的战友到后期分化,是在道义和文章之间的分化。他牺牲后,周作人关爱、照顾他的遗属,遗属为了生活要出售他的书籍,周作人给几个朋友写信,希望北大能买下。在对待朋友的道义上,周作人做到了,但李大钊的死却把周作人吓怕了。所以,在后期,周作人“妙手写文章”,却做不到“铁肩担道义”。周作人骨头太软,也有他的生死观,那就是苟且偷生,甚至不惜当汉奸!在大的道义上,周作人是个失败者,正如他的一个学生所说,知堂先生是“小事明白,大事糊涂”。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强盗环伺的困境思变,从朝廷到民间,湧动起改革的浪潮。从谭嗣同到李大钊,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用他们的血铺平多灾多难的中国发展的道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他们光辉生命的写照,是大变革中的时代强音。我还看过不少以李大钊为题材的雕塑、绘画,最喜欢的,是钱绍武为唐山雕塑的花岗岩的李大钊,那左右向外延伸的宽阔铁肩,形象地展现了革命先烈的魂灵,像沉稳坚硬的五峰山,面朝大海,挑得起头顶的日月。
>>作者简介: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作者:卫建民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