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画里的树木文明史》

[英]查尔斯·沃金思 著

于肖末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从不同角度入手，逐一检视各个时代、各个艺术流派画作中树木与森林的形象，阐释这些形象背后的文化意涵，以及画家们所赋予这些形象的意义。从达芙妮蜕变成月桂树，到庞贝的花园；从欧洲各地作为国家和自由象征的橡树，到森林内部的自然之谜。穿越数百年的葱郁，艺术与自然的相互触碰，反映和隐喻了人类的生活道路。

>>内文选读：

火焰之树：现代社会的“塑造者”

天然的林地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林地和森林都或多或少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无论是树木疾病的传播、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放牧，还是更明显的林地管理形式，如修剪和砍伐。从20世纪50年代起，人们开始使用整树伐木机来采伐。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但几乎不会成为绘画的主题或焦点。毕竟呈现树木被砍倒、被齐根伐去、被分解和运输有何艺术可言？偶尔，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绘画中可以看到背景里倾倒的树木。比如威尼斯那幅被认为出自“圣米尼亚托大师”之手的作品《亚里桑德罗的故事》中所呈现的那样；或是找到人们在伐木的场景，比如在乔瓦尼·贝里尼的作品《1507年殉首者圣彼得遇害》的背景中。但直到18世纪，伐木在绘画作品中才变得更常见。

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木材都是烹饪、取暖和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燃料。收集木材对生存来说是必需的，在世界许多地区现在仍然如此。18世纪时，背着柴火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儿成为风景画中常见的主题。《柯那树林》就展示了一个男人把木材捆成一个柴垛。这样做通常是为了销售柴火。但人们也会到树林里或者沿着树篱捡拾枯枝供家庭使用。在习作《拾柴火的女孩》中，庚斯勃罗用黑色粉笔和擦画的方法勾勒了两个手里各拿着一小捆木柴的年轻女孩的形象，而木柴用白色粉笔加了高光。

《拾柴火的女孩》

从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木材的收集逐渐受到势力膨胀的地主阶层的阻挠和禁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记得，正是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发表的那些关于禁止盗伐林木的法律的著作，令他的兴趣从政治转向经济，然后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阐明了木柴短缺、地产的分割、葡萄园征税与摩泽尔葡萄酒市场崩溃之间的联系。1842 年10月25日至11月3日，马克思就莱茵河省议会禁止盗伐林木的新法律的辩论，在《莱茵报》上发表了5篇文章。他批判这项新法律，因为法律条款中没有区分已经被砍倒的树木、已经枯死的树木、健康的树木或刚刚被砍倒的树木，而是把擅自砍伐行为统统归为盗窃行为。他认为，“人类的贫困”使居民可以根据林地的现状推导出他们拥有“砍伐树木的权利”。在林地中，强壮、健康的树木与树下枯死的树枝和倒下的树木的反差，其实呈现出“贫困与富有之间的对立”。此外他还认为，“擅自挪用倒下的和活着时被砍伐的树木，被列在刑事制裁的分类下”，与16世纪的刑法和古代的“德国权利”并不一致。

有关“伐木运动”一些最详细的描述，由保罗·桑德比（1731-1809）提供。这位诺丁汉出生的画家曾是一名军事制图员和画匠，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家和皇家艺术学院的创始成员。他于1768年至1796年在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担任首席制图师。1772年他在贝斯沃特一所可以俯瞰海德公园的房子里定居下来。在那里，他款待一群朋友，包括“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和业余艺术爱好者”。也许正是军事训练激发了桑德比描绘木材运输设备的兴趣。桑德比在1765年为卢顿公园画了几幅水彩画。当时布特勋爵正委托“万能的布朗”重新设计庄园的布局。佐法尼在大约一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曾在这个庄园里画过一棵古老的橡树。在1765年的作品《卢顿公园的风景》中，佐法尼描绘了一辆大车载着一棵光秃秃没有树枝的树干，由四匹马拉着，在庄园中穿行。

《一棵古老的橡树》

将近30年后，也就是1793年，桑德比在温莎大公园中画了那里的木制庭院，也就是被称作“木匠的庭院”的景观。他还相当详细地描绘了巨大的原木是如何搬运的。桑德比在一幅水彩画描绘了一辆装有巨大车轮、用来运输原木的大车，把原木固定在车上的绳索或链条也都描绘得非常到位，看起来好像原木刚刚才被卸下来送入仓库里，还有一些已经修整成方型的木料堆放在庭院里。在另一幅画中，一名工人正在用棘轮把一根原木装上大车。四头牛，其中两头似乎在盯着艺术家，好像就等着一旦原木被装好就开始拉车。前景是一棵被伐倒的大树，主要树枝沿着树干齐平地被砍掉，看来像被磨平了。第三幅画是一幅钢笔墨水画，经过晕染，画得是一截像人的双腿那样分叉的树干，如一件古董雕塑般被紧紧地用链子绑在一辆四轮大车上，由六匹马拉着，拉车人拿着鞭子在一旁驱策。这三幅画具有精确性和即时性，说明是艺术家在现场快速绘制的。18世纪90年代，木材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因为木材对于建造军舰艇至关重要。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准确来说从1793年往后的时间里，建造军舰艇成为战争所必需的。乔治三世在温莎的林场，也就是被桑德比细致描绘的森林，自然要卷入战争。然而，根据桑德比的朋友、建筑师詹姆斯·甘顿的说法，他很遗憾“温莎雄伟的森林早已深深地低下了头，屈从于迫切的需求以及贪欲所驱动的刀斧之下”。

威廉·哈维尔来自雷丁的画家世家。他受命设计几本地貌学出版物，比如他叔叔的《泰晤士河十二风景图》（1812），以及约翰·布里顿的《大不列颠古代建筑》。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乡野的美景，而不是去效仿其他的画家，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他的油画《彼得沙姆的胡桃木聚会》没有英国的艺术代理机构愿意销售时，令他大为恼火。他于是随阿墨斯特勋爵前往中国，后移居印度。10年后，他回到祖国，而且画了许多水彩风景画，包括《泰晤士河畔、亨利、公园广场的樵夫》，并于 1827 年在伦敦的传统水彩协会年度展览上展出。公园广场由富有的商人兼国会议员、南海公司董事埃比尼泽·梅特兰所拥有。画中描绘的可能是山毛榉，虽然树叶看上去不太像，树皮也被常春藤所遮盖；高光部分采用的是水粉颜料，使暴露的树皮显得颇有生机；远处可以看到泰晤士河谷，一些伦巴第白杨树生长在河边，一棵大树被砍倒了，砍下的树枝被切短，整齐地堆放在右边。砍伐给树林带来了光明，开阔了远处的视野。

《泰晤士河畔、亨利、公园广场的樵夫》

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来自诺曼底的一个农民家庭，30多岁开始专注于描绘逼真的乡村场景和农民生活。1849年6月，他搬到巴比松，与蒂奥多·卢梭以及其他移居巴比松的艺术家成为朋友。这批艺术家某种程度上是主动远离在巴黎的政治动荡。米勒认为他的创作与政治毫不相关，然而他的作品却因为对农业和林业劳动的现实主义描述而颇有争议。他仔细地记录了林地管理的不同方面，包括制作柴垛、砍伐树木和切割木材。他的作品《伐木工修剪柴垛》刻画了一名男子使用钩镰修剪一根树枝：他将树枝拿在手里，放在一个精心挑选、高度合适的三脚架型的树桩上进行修剪；已经捆成捆的木柴直立堆放在这名男子的身后，以便干燥。背景中可以看到茂密生长着的灌木，其中一些已被砍伐，躺在画面中间的地面上。《伐木工人》刻画了一名伐木工人，正在挥舞斧头，全神贯注地瞄准目标。光线打在他的左臂上，而他即将挥出下一斧。明亮的木屑从斧头上散落到树的周围。背景中有一大摞切割好的木材。作品《锯木工人》中，两位锯木工人正在锯一截大树干。这幅画再次强调了伐木工作的艰辛：左边的人竭尽全力把锯片往回拉，从画家细心捕捉的手臂位置就可以看出。不表露这些工人的相貌在某种程度上令画作传递出的劳动的艰辛意味更加强烈——画面中没有一张清晰可见的脸，使这些工人仿佛被物化了。在背景中，还有一个人正在砍另外一棵树。画作中艰苦的劳作无休无止是通过以下的细节表现出来的：锯木工人正沿着横截面切割这截巨大的树干，刚刚开始锯第三段，但至少还有四段要锯；而拉锯的动作只会随着锯片接近地面而变得更加吃力。米勒的这些作品成为19世纪中叶林业工人生活的出色记录。

米勒是一个宿命论者。1851年他告诉阿尔弗雷德·宋思尔，当你“坐在树下”享受着宁静和舒适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可怜的家伙，背着一捆沉重的柴火”，就出现在视野中，“会让你立即想起人类的悲惨宿命——无休止的劳作”，以及让·德·拉·封丹关于樵夫的寓言。米勒在1859年创作了《死神与樵夫》。画中，精疲力竭的伐木工半瘫在路边，斜倚着柴垛，砍柴的钩镰插在柴垛里，只露出柄和部分刀刃。这幅画似乎因为具有同情农民生活的意味而被1859年的沙龙评委会拒绝。大仲马对沙龙拒绝展出这幅画感到非常恼火，于是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声称画中的农民并非拉·封丹的寓言所写的那样，而是1859年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卢梭1867年去世后，米勒成为枫丹白露森林之友协会的领袖。

（本文节选自《藏在画里的树木文明史》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