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图是记录贵州、云南等地民俗生活的画本，是宝贵的图像民族志。成书时间以清代为多，既为国家治理提供参考，又在民间发行流传，手绘抄本种类繁多。日本京都大学独家珍藏了题为《进贡苗蛮图》《苗族画谱》《滇省苗图》《黔省苗图》《苗图》的五种藏本。日前，《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研讨会在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复旦大学、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神户大学、常州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就域外中文典籍的整理、苗图相关的研究考证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

《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图像文化史系列”的第一本，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合作整理，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田中和子、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长·文学部长木津祐子担任主编，附上解读文字结集成书。其中包含了京都大学独家珍藏的五种藏本，藏本彩图总计400余幅，配色亮丽，人物生动形象，配有介绍民族风俗的题解，记录了各地民族的习俗与日常生活。相较于其他古籍图册而言，此书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有很深的历史研究价值。

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介绍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图像文化史方向上所做的研究。他表示苗图资料的发现与出版具有很高价值，一方面代表着葛兆光教授希望推进的有关域外文献中国图像资料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另一方面，苗族的服饰与头饰用文字来描述并不容易，图像作为记录历史信息的媒介之一具有其长处。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长·文学部长木津祐子回忆了本书诞生的缘起，表示这本书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她特别指出葛兆光撰写的导读中，有关解读历代王朝中苗的概念变迁以及探讨清代制作苗图的历史背景，让本书不仅仅是图录，更是一份对中国及周边文化研究具有高价值的史料。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系主任程美宝认为，京都大学愿意将苗图藏品公布于众，促进知识流通，对文史工作者而言是一种善举。而这个项目的研究和交流并非是简单的出版计划，而是三校师生合作的研究成果。

与会专家都对此书的精美设计与装帧称赞不已，对此，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编辑鲍静静表示，图像与史料两者之间互补，才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为完整的资料。

在学术讨论环节，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关注苗图的缘由，以及苗图出版的研究意义。他说到自己有很多苗族同学，也曾下乡在苗族寨子中生活过，因此对苗族文化产生了兴趣。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以图像研究历史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要从图像背后看到作画者隐含的观点，比如我们可以从苗图中看到历史的建构与解构。最后葛老师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有后续的研究和讨论，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出版这一阶段。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田中和子同样认为这次出版并非研究终点，借此机会她向大家介绍了日后的新项目——万国人物图的研究，包括万国人物图的诞生原因、其中的图谱意义、相关的前沿研究、具体研究计划等，并表示希望从苗图研究的关键词中选取其一传承下来。她认为这些图像不仅表现了日本地理知识的发达，对于了解当时人们的异国观念、异文化的表象而言，也是非常珍贵的材料。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王廉明与大家分享了两个与苗图有关的时间点，一是乾隆十二年，关于清帝国如何去看待边疆民族；二是19世纪，关于艺术品在民族学之下的讨论。他认为，这两个时间点都是苗图被制作和大量复制的阶段，而本书的苗图又都是以民族学和地理发现的原因被京都大学所收藏，因此出版意义非常重大，能激发其他更多的思考。

>>内文选读：

清朝版图的扩大，使得帝国内部的文化差异变得相当明显，于是，各种各样描绘异族的“职贡图”纷纷出现（如谢遂、丁观鹏、姚文瀚、程梁、金廷标的作品）。特别是乾隆十三年（1748），在平定大小金川的动乱后，乾隆皇帝就想由官方统一绘制各地的民族风俗图像。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下旨，由军机处统管此事，并把现有的样本发到“近边各督抚”，让他们按照标准样式，绘制各地的图册。乾隆二十二年（1757），太监胡世杰缴上一套《职方会览》，乾隆便下令让丁观鹏等人依照这种图册，去画四卷图像。此后的若干年中，他们又根据军机处提供的资料，以及陆续看到的实际来朝使团情况，加上了哈萨克、伊犁等。到乾隆四十年（1775），这四卷图册不仅画完呈交御览，而且还由其他画家另外临摹了好几份，并且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特别绘制了《皇清职贡图》，收入《四库全书》之中。此后，一直到嘉庆十年（1805），朝廷还命令绘制者补充若干图像，由庄豫德等人重新绘制。

在嘉庆年间最后定型的《皇清职贡图》第八卷中，绘有四十二种贵州苗人图像，显示出当时对于苗人的分类已经相当细致。其中，有以服色为区别的花苗、红苗、黑苗、白苗、青苗，有以方位为区别的东苗、西苗，也有以姓氏为标志的宋家、仲家、龙家、蔡家，也有风俗各异的生苗如紫姜苗、九股苗，还有现在已经划在苗族之外的倮猡和仡佬。

这种被后人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y）的图像，刺激了官僚和士人群体对苗疆的兴趣，各种苗族图册就是在这个帝国开拓和内部整合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目前发现的各种苗族图册，林林总总近百种 ，收藏在国内国外的各个机构中。据德国学者耶格尔和美国学者何罗娜的统计，目前各种苗图在海外大约有八九十种，其中英国19种、意大利16种、美国14种、日本12种（并不包括本书收录的几种）、德国7种、法国6种、俄罗斯10种、捷克2种。它们的图像数量不一，文字内容也有不同，对苗人分类也有出入，各种图册的传承系统，至今仍然没有特别清晰的研究，究竟哪一种才是最早的祖本，现在不是很清楚。一般来说，最受重视的苗族图册大概要算清代嘉庆年间陈浩所编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但事实上，有关苗图可能出现得很早。如本书收录的日本京都大学总合图书馆题为“陈枚恭画”的《进贡苗蛮图》两函，这是京都大学昭和二十一年也就是1946年入藏的，其中第一函45幅，第二函19幅，另有散落的4幅，一共68幅。如果“陈枚”这个题识不是作假的话，那么，这份苗族图册要远远早于嘉庆的陈浩之图，甚至也可能略早于乾隆年间《皇清职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