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早年参加中国科学社，是核心人物；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创建地学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之后抗战西迁的过程中，一手把浙大打造成李约瑟口中的“东方剑桥”；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为中科院的早期创立发挥了重要作用；70岁前后，又以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奔波于大河流域、西部高原和北漠南疆“摸家底”，考察成果为国家规划和区域发展提供了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竺可桢在20世纪中国科学体制演化的历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访问”其每个身份，都可以为一段历史补上最真实的记忆。正如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辑殷晓岚（从第5卷开始参与《全集》编辑工作，直至24卷完工）所说，从一个连续的时间来看，竺可桢的日记就是一个学科发展的轨迹。“比如气象学，出任浙大校长时，竺可桢还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与气象研究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当时大多通过书信。补编卷收录了很多这方面的信函，从中可以看出，竺可桢到了浙大以后还是在抓气象这块内容，也可以看到气象站点布网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如何逐步开展下去。”

科学史

樊洪业以《竺可桢全集》为研究材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栏目名称用了“访竺问史”四字，这四字最能诠释《竺可桢全集》的价值。在《全集》陆续出版的过程中，早有不少学者从中“问”出了不少名堂：王作跃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九辰合作，“问”出了“上世纪50年代末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参与和退出的始末”；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郭金海借助中科院档案和竺可桢日记，对竺可桢倡导、组织和领导新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事业的活动进行了新的考察；潘涛则依据竺可桢日记中的资料，对20世纪40年代竺可桢与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之间的互动做了一番研究，其中提到对于“李约瑟难题”竺可桢当时就给出了答案。这只是冰山一角，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曾出版《引竺问史文录》，收录了许多引用《竺可桢全集》的著述文章，光是其中所列的、到2014年为止的文章就有140多篇。

单樊洪业自己的研究，就有许多内容可讲。“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何时发现四分裂，对后人来讲这个时间并不确切，巧的是，竺可桢日记里有相关的记录”，樊洪业讲，1946年11月，作为国民政府派出的代表，竺可桢赴法国出席第一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会议，当时正在巴黎留学的钱三强被请来做一些协助性工作，次月12日竺可桢便去参观了钱三强所在的实验室，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今日所参观者为原子核研究，首看四旋加速器，钱三强、何泽慧二位陪同参观。并至化学试验室工场与照相室。钱三强夫妇近得照片，证明以中子打（击）铀，可分成四瓣，已由钱太太证明，实为重大发现。最近将等法国科学院公报。”樊洪业将竺可桢日记里的这段记载提供给钱三强的秘书，参考《铀的四分裂的实验证据》的发表时间，钱三强文章中的记述以及竺可桢日记，铀的四分裂发现时间最终得以确认。还有一次，有人因为要参与拍摄一部反映原子弹研制过程的纪念文献片，找到樊洪业帮忙从中科院院史的角度核实一份资料。“资料里说1952年五六月间周总理派雷英夫到中科院找竺可桢了解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关于这次来访，我按照日期查了几次日记原文都没找到，后来从这一年的元旦开始逐页查起，终于在3月27日查到了雷英夫的名字，但不是在日记正文，而是写在这一页的天头处：‘晚参谋部韦明和雷英夫来谈Sunburst’,其后记有联系方式。把两个材料放在一起交集分析，我们大概了解了这次来访的始末，也让我们知道中国最高领导层关注筹划原子弹研制的时间，是在1952年。”之后，樊洪业写了篇文章，就是《中国原子弹的故事应该从1952年讲起》。

办学理念

作为浙大人，何亚平和散木，则在《竺可桢全集》里或多或少地找到了浙大的记忆，尤其是在抗战西迁那段历史中寻到了不少力量。“浙大向来文理并重，这一点就源自竺老。他认为如此一来，就能使人们的视野开阔，不被专业局限。浙大的教授也是如此，比如数学系的苏步青，诗歌也写得很多。张其昀是文科的，但是他会努力了解科学的进展。”何亚平说，竺可桢日记里有一段记录，最能反映他办学的这一特色，当时浙江教育厅厅长为了讨好教育部长陈立夫，以后者叔叔陈英士的名字命名建了个大学，仅设有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竺可桢听闻此事非常生气，在日记中写，此人无知到这个地步，没有文理科，是谋食不谋道的办法，岂能办好大学。“他认为，到学校是来‘问道’的，要全面培养学生，给他们科学的训练和知识，让他们以后有更大的发展，而不是把学生训练成匠人。”散木也认同竺可桢融合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且不偏不倚的办学方法：“他在的时候，聚集了一批学者，什么学科都有，可谓群星璀璨。他在浙大办学13年，大家都认为办得好，除了他个人的才能，他背后的团队助力也颇多，比如梅光迪、张其昀、胡刚复、郑晓沧、苏步青等，都与竺可桢观念相通，认为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要有机结合，这对浙大之后的发展很重要。”

设在湄潭文庙大成殿的浙大图书馆，竺可桢摄于1945年9月，现为浙大西迁历史博物馆

西迁路

再看被称为“文军长征”的浙大西迁。1937年上半年，竺可桢掌校一年，浙大各方面都走向正轨，一心想回到气象研究事业的竺可桢正准备功成身退，却遇到抗战全面爆发，浙大被迫西迁。“1937年三四月份原先设定的一年校长聘期已满，他从这个时间开始找这个谈、找那个谈要辞职，我统计了一下这在日记里出现了50多次，最终没有辞成。尽管他做校长并非所愿，但是一旦做了，就会做到最好。西迁过程中，竺可桢的辛劳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这从日记中就可以看出，每一次迁移，他都会亲自或者派信任的人先去探路，将住宿交通等问题一并安排妥当。他想得很细。”何亚平说，浙大在西迁过程中，不管走到哪都要为当地服务，在江西泰和只有不到10个月的时间，就办了三件大事：在赣江边上修了浙大堤，还办了一个垦殖场和学校，让当地的孩子跟着大学生一起接受教育。1941年，浙大到遵义湄潭后，竺可桢又安排地学研究所和地学社的张其昀，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手段做了一个《遵义新志》，把遵义的矿产、气候、土壤等都做了详细的记述，“这份东西到现在都是遵义的宝贝”。

可以看出，在许多学者的研究领域里，《竺可桢全集》已经起着工具书的作用。王作跃认为，目前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全集》里选取有用的事例作为资料来研究，《全集》出全后，倒是可以有另一种研究方法——把《竺可桢全集》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用它来测试一些历史中的结论。“美国学者James Reardon-Anderson曾著一书The Study of Change，讲的是中国近代化学史，其中很明确地提到‘南京黄金十年’，认为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中，政府对科学家的控制和对科学的支持达到了最好的平衡，他这个问题现在就可以在《竺可桢全集》里进行考察，做一个求证。我相信类似的测试历史结论的研究会越来越多。”

至于以后还能从《全集》中问出点什么，散木的话或许能代表许多学者的看法：“这个说不完的，它就像矿山一样，你就挖宝去吧。”

（节选自《一部科学家全集的演化史》，刊2016年11月11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刘力源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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