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作为海外新儒家代表之一，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先生，第三次提出“中国哲学再创造”，同时也在深入思考人的真诚性和创化性。在上海交大校庆之际，文汇对其独家长篇专访，梳理了其对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所做的不懈努力，也阐释了其近年丰富的哲思。

我和余英时、杜维明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方式的异同

文汇：您从1963年下半年，便开始不遗余力地传播中国哲学。通常将您、余英时、刘述先（成稿期间的今年5月去世）、杜维明统称为海外新儒家，您觉得您和这三人彼此间对中国哲学或者儒家学说的传播有何不同侧重？

成中英:余英时长我5岁，我比杜维明长5岁。大家都做了不少学术贡献，彼此观点有同有异。余英时出身东亚系，侧重历史和思想，对传统“士的自觉”有独到论述，侧重儒学的实践，用商业伦理和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做比较；杜维明也出身东亚系，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多年，对儒学宗教性十分关注，并强调其重要性，也对东亚儒学开展亚洲的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研究；刘述先专业哲学，重视文化哲学与朱子哲学，最后从全球伦理入手讨论儒学，受牟宗三影响较大。

我也是哲学系出身，兼治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在华盛顿大学本科期间，我受三位教授影响，一位是华盛顿大学的Smullyan,侧重数理逻辑；一位是来自牛津大学的Melden，侧重当代伦理学；还有一位是教授康德美学的Rader，使我进一步系统的认识康德。到了哈佛我进一步掌握西方哲学，从希腊哲学到分析哲学，并重视科学哲学与知识论，受奎因（Quine）自然主义影响，但不能接受他的化除主义，一方面更深地认识了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中国哲学的基础探讨。我开拓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方向，提出宇宙本体论、易学哲学、本体诠释学、中国管理哲学，最近我更深入思考了人的真诚性和创化性的问题。

单一靠西方哲学家了解中国哲学很困难，有效传播还是要靠中国哲学家

文汇：据您了解，海外学者最关心中国哲学中怎样的话题？有可能将分析哲学、新实用主义等主流流派和中国哲学关联起来吗？

成中英：西方哲学的传统就是强调分析的整合，用分析的方法，重新认识伦理学、形上学，也找寻本体论。即使怀疑论的方法也是由分析而来。分析哲学一直是欧美的主流思想，上世纪分析哲学的强项有后期的维特斯根坦的语用分析与奎因的逻辑分析。我认为要靠单一的西方哲学家来理解中国哲学是很困难的。我问过伽达默尔，他就直言不懂中国哲学。所以，与其找不到一个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来理解中国哲学，不如中国哲学家辛苦一些，更全面地理解了西方哲学后，来重建中国哲学，提出对西方的挑战、对话、与回应。因为哲学的根本目的，在我看来有五个终极：认识自我、超越自我、落实生活、认识他者与世界、创建美好社会。中国哲学可以有这个自勉，这就需要中国哲学充实到世界哲学中去。中国哲学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析静解蔽当然是可行的，而且应该在对话中与比较中广泛推行，这有利于中国哲学学术的发展。至于新实用主义如其重点在道德的行而不必在个人功利的用，也有其值得探讨的一面。

为何45年中三次提出“中国哲学的再创造”话题

文汇：您近年来一直着力倡导“中国哲学再创造”，其中核心是追问当代的时代意义中的“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中国哲学世界化”。而这两点是您在1970年代执教台大哲学系就曾萌发的想法，1985年后您开始每年回大陆，当年在北京大学就迫切感受到学界受意识形态和思想史思维的影响，因此再次提出。而近年来的再提，已经过去了30年，您将之阐释为“中国哲学在文化中的定位，在世界哲学中的定位，在当代的时代中定位”三大任务，此时的时空转换，是否是中国哲学再创造的最佳时机了？

成中英：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先从我第一次萌发“中国哲学的再创造”念头开始说起。

我是1955年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跟随方东美先生学哲学的。与方先生同时的哲学学人的思想反映出“五四”后中国对世界哲学的认识，以及中国哲学如何表达肯定自我的精神，是对时代要求的一个重大觉醒。当时，中国渴望要成为现代国家，一切都要更新，而哲学是最能体现这点的学科。中国哲学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它包含在诸子百家的思考里，但却不可不叫哲学。比如，孟子说“尽心、知性而知天”，就包含了用心灵去寻求生命的真实和价值的追求；《尚书》里说，“知人则哲”，知人里面包含仁，有自己也有他人，比苏格拉底的“知道你自己”内涵意义更丰富，而知的对象包含天地万物、人的经验与创造的历史、人类文明，更包含了人的生命自身以及其创造力。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不知为不知”也是一种知，这里就有知识论的概念。这些思考都是关乎人的自觉和人在宇宙的地位，促进了人的活动能力和生活智慧。和希腊文中哲学的“爱智慧”遥相呼应，或更充实与坚定。

但是当代的西方哲学并不了解中国哲学。因为中国人自身没有现身说法，也没有与西方人面对面的对话，更无法达到知彼知己的境界。

我经历过抗战与内战，幼时生活在重庆乡下，15岁去了台湾。从小，非常渴望在自然中寻找规律，也渴望在世界中找寻答案。我学生时代就看过《易经》，读过当代中国文学如巴金、矛盾、老舍等人的著作，但也对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等感兴趣，读纪德、雨果、左拉等作品留下深刻印象。我在大学时选的课程都是文理兼备，去数学系听微积分，物理系听现代物理，我精读过张澐《天文学导论》，也翻译过简本爱因斯坦《相对论》，最后，我认为只有哲学才能解决我的诸多关注。

由于对中国哲学的生命力有所理解，我就更迫切地感受到中国哲学要用现代语言表达出来，所谓现代语言就是概念尽量清楚的分析性语言，强调逻辑性与精确性，而不是我们直观的经验性和联想性的语言。

所以，在1970年代，我就强烈感受到，中国哲学内涵丰富，需要分析地再创造。最近30年，中国哲学在海外有了重大的发展，英文《中国哲学季刊》超过43年的发行，“国际中国哲学”学会长达39年的独立以及协同美国哲学会的学术会议举办，都在推波助澜。

中国哲学中的“和生与共生”智慧可化解极端组织中的宗教仇恨

文汇：“再觉醒”是您一再提倡的一个概念，文化和哲学领域都是如此。您因此提到，中国哲学具有非常深刻的“自我超越、自我创造能力”，面临人类的困境有能力再造思维克服困境。不知道这样的思想是否得到世界哲学界和西方思想界的认可？比如说，当前面临的“伊斯兰国”组织这样的恐怖团体，背后可能是人类普世价值的挑战，中国哲学如何提供智慧呢？

成中英：对于“伊斯兰国”（IS）组织的产生，我认为要了解其根源，伊斯兰极端分子感到生存危机，有损尊严，是因为两次海湾战争让他们承受了压力，已经形成的叙利亚、阿富汗的稳定性被破坏，因而释放出与常态不一样的仇恨、残酷、冷漠，对异教徒毫无同情和基本的尊重。此时，人类在应对恐怖主义之余，仍要认真检讨其前因后果，从而进行深度的改良与教化，这样才能最后脱离困境，解除真正的威胁。这些话西方人也许听不进去，但却不能不听，问题不在认同不认同，而在对于对错曲直的分辨。儒家强调要有良知，对暴力非常谴责，更反对暴虐无辜，但往往疏于说理论证。如何能在论证说理的基础上说服西方，也说服暴力分子，是中国文化智慧发展与应用的考验。

在西方，宗教的仇恨一直无法化解，因之宗教斗争也就难以消除。十字军东征就是这样的一报还一报，这是西方的悲剧。因此，作为哲学智慧的中国文化，必须面对神权启示的西方宗教文化，强调和生与共生，更进一步强调一体共源、互助分享、协力共成。我认为中国文化是可以做到的。以仁者、智者、勇者之教来消除宗教仇恨，消弭极端宗教于未然。消除暴力与不义的战争是中国文化中本质的信念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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