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文汇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40期，汇聚了28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9月已刊发35篇，10月将刊发11篇。

昨天的“人类世”是否刷新您的认知，今天聊聊华为所在的深圳。分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文汇讲堂第141期嘉宾）教授主编并撰写第一章的《深圳奇迹》。英国经济学人曾有评价：全世界4000多个经济特区，深圳是头号成功典范。而在国内，从诞生之刻起，一直伴随着争议和关注。2013年，张军团队的“推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政策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批准，在5年内，团队数次深入深圳做调研，对深圳的成功做了很多思考，从深圳的地理环境、政策支持到产业、金融、转型等，全面解读深圳的成功经验。并非单纯的肯定，这些构成了今天回看深圳的真正意义。

《深圳奇迹》张军主编，责编李烨，东方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定价62元

【正文选编】

深圳“试验场”，实践证明它姓“社”

40年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应该解读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和制度变迁过程。但对于40年前的中国领导人而言，制度变革并不是一个可以事先设计得当的试验，没有人对此有足够的知识准备。

名副其实的试验场，创下诸多“第一个”

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试验场。它有1979年第一个引进香港的“外资”兴办的来料加工企业；它有1981年在蛇口第一个采用的建筑工程招标制度；它有1983年向社会公开发行的全国第一张宝安联合投资公司的股票；它有1985年成立的第一个外汇交易中心；它有1987年第一个土地使用权的拍卖会；它有全国第一个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它还有1990年第一个探索出的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的模式；它是建立劳动服务公司和实行劳动就业合同制的第一个尝试者，是最早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先锋，也是实行党、政、企业分离，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引进招聘上岗制度的先锋。

1987年春天，作为复旦大学经济系研二学生，我与同学一行4人第一次坐火车南下，去了广东的广州、深圳和珠海。深圳那个时候已经建设了好几年，一些现代化的建筑和购物中心建成不少。晚上走在热闹的中心地带，灯光广告牌眼花缭乱。由于很多商店只接受港币，我们只能进行所谓的“window shopping”。我们还去了新建成的深圳大学，并且住在大学的招待所里。从深圳大学那里我们搭乘小巴去了蛇口工业区参观。小巴就是用作公共交通工具的小型面包车，以灵活便利赢得客户，都为私人经营，竞争非常激烈。香港至今还存在用小巴来缓解公共交通的需求。那个时候深圳一定是受了香港的影响。

“中英街”是在沙头角镇上的一条小街，一边归属香港，另一边归属深圳。有意思的是，在“中英街”，中国人跨到街道那一边的香港的商店是有逗留时间限制的。另外，去“中英街”先要到深圳公安局办理通行证，而且必须说明为什么要去“中英街”才能被批准。我只记得我在“中英街”买的一块香港的布料至今还在锁在家里的衣橱里。

中英街今非昔比：1949年的中英街是泥泞的乡间小路（左），现今的中英街商业繁荣、鳞次栉比（右）。

它像一个阀门被打开了，释放着压抑的比较优势

1991—1994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上海连续举办的经济学学术会议成为日后在中国流行多年的“过渡经济学”（economics of transition）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在经济学家总结的中国经济改革策略的经验当中，“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s）和“试验改革”（experimental reforms）成为最没有异议的两个新概念。而“试验改革”所描绘的不仅是一种在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上遵循的所谓“错了再试”（trial and error）的经验主义的方式，而且显然也刻画出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两项带有某些“自发实验”性质的经验事实：绝大多数中国农村地区的“包产到户”以及在广东、福建和沿海一带通商口岸的开放。

回想起来，它们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经济的体制。“包产到户”，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释放出了几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和中国经济在部门结构上的变迁。而最早在广东、福建，后来在沿海一带开放通商口岸更是打开了中国封闭经济的缺口，它像一个阀门被打开一样，迅速地释放了中国经济被长期压抑着的“比较优势”，有力地将中国带入了全球化的轨道。

深圳特区建立的“火种”在20年前就埋下

这两个重要的事件背后掩埋的“火种”比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开放”差不多要早上20年。周其仁教授2008年1月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提到，1962年的广东省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发生了偷渡香港的事件。他说，由于各种传言和国内的经济困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曾聚集了数万人意图偷渡逃港。这些人来自全国12个省区、62个市县。当时约6万人逃了过去，其中大部分被港英当局遣返回来。当地确实被逼出要利用香港，发展边境贸易来建设宝安和开放市场的政策。用周其仁的话说，“回头看，这个事件埋下了未来开放的契机”。

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1977年11月11日视察广州的时候，广东省委向小平汇报了深圳这个不足3万人的小镇出现的恶性“逃港”潮。而邓小平听后却沉默了很久之后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他还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个话在当时着实让很多人难以理解。而等到1979年5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视察深圳时，针对逃港事件却说了鼓舞人心的话：“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

有意思的是，对于中国政府设立深圳经济特区的目的，确实有过不同的讨论。持续的偷渡事件对于中国改革，尤其是，它对于中国政府接受深圳特区的最初建议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是如果因此说，深圳特区的设立完全是偶然的事件导致的结果，那就错了。

在我翻阅的大多数中英文研究文献里的基本观点是，深圳特区的设立在战略上理解为中国政府实现开放，并与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的一个“桥梁”和“窗口”。

在这里我们想指出的是，最好还是把深圳特区理解为一个试验场。邓小平和中国的领导人都明白，突然开放像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不仅社会风险和代价极高，而且在那个时候，外资是否对中国政府的全面开放政策拥有足够的信心与安全感仍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深圳作为试验场，利用其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通过新体制试验和吸引港澳资本的落户政策，最终向西方投资者证明，中国的开放政策和推进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s）。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深圳作为特区试验场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结果。

1977年，邓小平（前排右二）与叶剑英（前排左二）同行视察广州，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后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1992年邓小平到深圳国贸大厦参观，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经济特区”之名和面积确立历经一年半

“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于深圳特区在1979年年初挂牌成立了。于是才有了后来关于“蛇口模式”的说法。事实上，在经济特区以及后来在整个中国推进的体制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与“蛇口模式”有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从“蛇口模式”扩散出去的。

于光远先生回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把深圳放在首位，就是要划出一块地方来实行特殊的办法。而这件事情的责任就落在吴南生身上，他在1998年和记者谈话时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其中包括‘发愁这块地方叫什么名称好呢？’邓小平听说要划出的地方的名称老是定不下来，他就说那就叫它特区吧，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邓小平这句话使吴南生觉得事情就好办了。”

1980年5月，中央正式批准，将“出口特区”改成“经济特区”。最后经市里反复讨论的范围为，东起背仔角，西至南头一甲村，东西长49公里，北沿梧桐山、羊台山分水岭，南至深圳河，南北宽约6.5公里，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省特区办”来电话说：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大，你们比陕甘宁有政治野心。最后这个事情一直等到请示了北京的国家进出口委（当时的主任是江泽民）才最终获准这个327平方公里的范围。

与此同时，一部针对特区的法规条例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着。仅仅2000字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和13次之多的修改，终于在1980年8月26日在五届全国人大第15次会议上被批准公布。一部地方的法规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审议批准尚属首次，而8月26日这一天也就从此成为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日。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标志着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里无处不在的深圳影子

深圳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进行的种种变革和对新体制的试验，一开始就对中国经济改革有了全局性的价值。事实上，深圳今天依然算是中国最市场化的经济体，像华为、中兴和万科这样的公司出现在深圳而不是上海，一点都不奇怪。

过去20年来，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中总是能找到深圳早期试验的影子。让我择取以下几个片段：

第一，对建筑工程废除官方包办的敝习，引进和采取公开招投标制度和承包制（contracting）。今天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中早已建立起来了这样一个国际规范的、透明的竞投标合约制度，可是它最早是在深圳的蛇口工业区被尝试的。根据调查，尝试这样新的体制加快了工程的建设工期和建筑的速度。例如，在实行招投标制度之后，六层住宅楼从200天施工的时间缩短为100天。竞争招投标制度也进一步派生出更加细致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合约结构，即承包公司内部再进行的逐级向下的发包制度（subcontracting），而且承包出去的不仅是工程，还承包造价和质量。经济学家对这样的发包制度是有成熟的理论分析的。“承包”（或者包工）这种市场合约体制成为今天中国在建筑施工领域的基本制度规范。

第二，人事制度改革。蛇口工业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政府部门主管的任命聘书上写明的是职责、权利、待遇、解聘和续聘等内容，公开透明。一般任期为两年。这样的改革试验显然加快了管理部门的人力资本的更新速度，为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建立和后来向公司治理模式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第三，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1982年深圳根据蛇口的经验制定了《深圳市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把劳动合同制作为特区的主要用工形式。为此，深圳率先在全国建立起来了由劳动保险公司统筹办理的“社会劳动保险基金”。由这个基金来解决劳动合同执行中因为解雇和辞退等造成的职工困难补贴和退休金的来源问题。这个试验给其他地区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第四，工资决定机制的改革。1983年10月蛇口开始对工资决定机制进行改革，主要是实行多元工资制度。根据1984年3月的统计，在工资总额中，基本工资占30.5%，两项补贴占10.3%，岗位、职务和职称工资占37.2%，而浮动工资占22%，其来源有三：其一，按照人均工资提取每月14元的奖金；其二，每月16元从基本工资和岗位、职务和职称工资中提取的浮动部分；其三，从利润留成中提取的基金。

第五，关于土地批租制度的引入。这是中国经济改革40年来，在财政分权的状况下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制度，也是随着问题的暴露，最近几年在中国的学术界最有争议的一个制度。

经济管理体制的优势吸引华为（左上）、腾讯（右上）、中兴（左下）、万科（右下）等一批中国领军企业在深圳建立总部

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实验成本与意义

1985年12月出版的《亚洲行政管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特区的起源和表现》的文章，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讲师，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龚启圣。他在文章中问了以下2个问题：第一，如何认识经济特区对于中国近期改革的重要性？是否还有替代方案？第二，4个经济特区的表现到底如何？它们是否完成了中国政府提出的任务目标？我们需要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它们的表现？

面对各种质疑声，龚启圣试图构造一个系统的政治经济逻辑来解释中国设立经济特区的缘由。这个解释包括三个因素：第一，社会成本与收益；第二，地缘政治因素；第三，中国恢复对香港，乃至从更长远的角度对台湾地区恢复行使主权的政治策略。

关于社会成本—收益分析，龚启圣在文章中认为，众多西方观察家误读了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经济改革，将其误解为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渐进步骤。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中国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一步就选择采取经济特区政策，这应当被视作中国战略的一部分，那就是一方面保存社会主义（广州、上海和天津），另一方面在国家控制的前提下，实验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经济特区）。

中国之所以采取经济特区政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原因也许还是出于社会成本—收益考虑。正如邓小平所说，经济特区本质上是“试验室”，在这里可以用较低的社会成本来进行一场“试验”。如果成功了，那么基于这种实验可以形成重要政策结论，并适用于其他地区。即便失败了，其对国家整体的破坏也可以被控制住。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中国可以提前终结经济特区试验，并宣布社会主义仍然优于资本主义，仍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更优道路。

在龚启圣看来，中国希望在一开始吸引香港和澳门（而非跨国资本）资本来投资，为的是鼓励国际资本根据港澳资本的示范模式能陆续来华投资。正如中国官方的说法，在这一背景下，对中国而言更为理性的策略是，划出一些人口稀疏地区，并发展这些地方，在实验基地的基础上，使其转为西方国家企业园区的改良版本。

关于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考虑，龚启圣在文章中说，因为毗邻香港，深圳经济特区就能够担当“缓冲区”（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深圳可以成为香港资本主义性质与中国其他地区社会主义性质的“杂交体”。

邓小平1992年1月19日再次来到深圳，他在参观过程中说：“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但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特区姓‘社’，不姓‘资’。”

（李念整编于第一章《深圳“试验场”的激荡四十年》，全文约2万字，作者张军写于2007年加拿大女王大学访学期间，字数关系，引文均略去）

【目录】

【作者简介】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特聘学者。因“过渡经济学”的早期研究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中国60后经济学家。著有《中国经济未尽的改革》《被误读的中国经济》《高端访问：危机、转型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对他的评价是：专业，尖锐有不失平和。

2019年9月17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张军教授（2015年作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之一，与林毅夫、樊刚共获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接受文汇报独家采访，就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难点问题的破解逻辑、面临的挑战做了详尽系统阐释。

【编辑感言】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后，再读此书，回顾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可以更冷静和清晰地回看当年政府确立深圳特区的长远战略和诱导事件的意义。张军在2007年就写下的这篇文章在2019年读来依然很有价值。“试验场”几乎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探索的一大特点，它充分考虑到了社会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平衡，更考虑了中国要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国家的根本制度是不可撼动，但所有有价值的体系都是可以为我所用，这就是中国的理性。（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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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策划：李念
编辑：李念 刘梦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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