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泉：私德扩为公德，以信用信任信念信仰重建信德|嘉宾新著先睹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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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文汇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41期，汇聚了28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11月已刊发54篇，12月将刊发9篇。

本周起进入年末，以几本哲学新书来检验一年的心情和成果。今天分享华东师大哲学系终身教授高瑞泉（文汇讲堂第69-6期嘉宾）新著《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9世纪晚期，中国文化精神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表现出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强烈追求，至20世纪末则转向对“秩序的重建”的关切，并探问“新轴心时代”的前景。基于宏阔的历史背景，本书围绕对“动力与秩序”的哲学论辩作深度的分析，提供了理解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新视角和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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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1995）》作者：高瑞泉，责编：刘孝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定价：78.00元

【序言摘编】

一百年间，中国哲学界如何“一致而百虑”

对自19 世纪末以来有关中国哲学观念史的研究所采用的社会哲学视角，其最初的焦点，是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精神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表现出对社会发展之“动力”的强烈追求，因而对于原先固有的秩序之态度以及秩序的基本原理之辩护也必定随之发生波动。

在动力与秩序上，儒家知识共同体未达成共识而在19世纪末解体

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以及从中央帝国突然被拖入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意识的危机”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1895 年成为20 世纪中国思想主流激进化的起点：1894 年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在“中体西用”论的文化共识基础上儒家共同体所保持的社会团结，再也不能维系下去；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组成的儒家——士大夫共同体——分化了。它是20 世纪之所以成为“革命世纪”的原因之一，也在观念世界开启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角关系。“救亡—富强”是当时中国人的共同追求：第一，如何达到富强？第二，中国需要何等样的富强？由此转到社会哲学的向度，第一个是“社会动力学”问题，追问如何获得“动力”；第二个是“社会静力学”问题，关系到“秩序”的基本原理。19 世纪末开始儒家知识共同体的解体，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在这两个问题上未达成基本的共识。

20世纪从立德立功立言到浮士德式的竞争，哲学为动力辩护

在“社会动力学”问题的论域中，在中国人普遍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之前，知识精英的观念世界的变化，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变化，预示着中国文化精神正在转向对动力性的追求。正是这一追求，成为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前导。它表示现实生活中对“ 富强”的追求，需要哲学的辩护。因此，对“动力”的追求成为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内在期待。中国哲学有悠远的“变”的哲学，古代哲学有繁复的“动静”“ 道器”“力命”之争，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人积极应对时代的拷问，要从古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模式中转变出来，促成中国转变为足以与“普罗米修斯—浮士德”式的西方文明相竞争的现代社会。本书特别集中于研究从1895年到1995 年这一百年间，因应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期待，围绕着“动力”和“秩序”两大核心观念，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各派代表性人物如何提出理论主张、展开学术论辩，从而形成了一个观念史的脉络：在总的趋向上，适应社会急剧的变革要求，依托进化论广泛传播的文化背景，又经过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飞跃，前卫思想家们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表明“动力的追寻”曾经是这个“革命世纪”的强主题；当然其中亦蕴含了“秩序的焦虑”或者“何谓秩序”的争执，但相对而言，“秩序”是个弱主题。这种状况到20 世纪最后二十年发生了转向，它以“启蒙反思”为标志，与文化激进主义让位于文化保守主义相应的，是“动力的追寻”让位于“秩序的重建”，后者迅速上升为时代的强主题。或者说，从1895 年到1995 年这一百年中，在较长的时段里，“动力的追寻”压倒了“秩序的焦虑”，而从20 世纪最后二十年开始，在现代性批判中对“动力”之盲目性的清算，使得“秩序的重建”趋向于将“动力的反省”综合于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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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代表人物，左起：胡适（1891-1962）、熊十力（1885-1968），牟宗三（1909-1995）

新制度下怎样安顿内心，重塑“秩序”成为思想界共同焦点

“动力的追寻”改变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气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员、推动中国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或曰“中国崛起”，其作用可用“哲学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导”来比拟，因而居功至伟。在经过长期的曲折，中国真正成为现代化强国以后，对加入这场转变的各种理论的直接形态，我们需要一种批判工作（譬如对进化论传播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意志论，等等）；而且指由于现代性有其内在的矛盾和困境，对“动力”的追求，注定了中国近现代哲学本质上具有某种激进的气质，它与被哈列维视为“哲学激进主义”的功利主义，构成了某种谱系关系。以欲望的解放为核心的“人的解放”，在带来新型的人格理想的同时，也曾经使许多普通人经历了心灵失序的迷茫。现代中国由于经历了传统的断裂——原有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如何重建——而显得尤其严重。从前现代到现代，新的政治制度需要秩序原理为其做合法性辩护。如何安顿人的心灵、重塑社会秩序，这样的思考，虽然在“动力的追寻”呈现为主流时就已经存在，但就观念史而言，我们开始面临如何重塑世界秩序的问题时，“秩序”才真正成为思想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三大思潮互相交集和论辩，贯穿世纪的“古今中西”之争

我们充分意识到，从历史的向度看，各派哲学的意见虽有派别的区分，但是在实际进程中又是有分有合。在看似针锋相对的争论中，其实有某些“隐蔽的共识”；反过来，即使在总趋势上趋同的时刻，也不等于具体方案会始终雷同。从1895 年开始形成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三角关系，以一种不稳定的组合方式，或隐或现地存在于革命世纪之始终。在哲学领域，一开始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哲学中有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实证主义的三大流派与其遥遥相对。无论是在“动力”问题，还是在“秩序”问题上，它们都各有自己的观点和方案。

在处理现代社会的基本秩序的过程中，一方面有基于“平等”的激进主义的方案和实验；另一方面有更强调法治和市场经济秩序，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方案，理性化（韦伯）和市民社会（黑格尔）受到关注。后者在接受外来的思想的同时，也渐渐倾向于传统的自然演变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哈耶克）。因而在经济起飞实现以后，以文化传统主义为特色的保守主义开始崛起，取代文化激进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他们的运思方向，是将社会秩序、文化的连续性、人的实存三者视为内在一体的。以现代新儒家为主体的人文主义在这方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工作。

从“革命世纪”一开始，未来世界的秩序就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所导引，20 世纪末在“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时，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更积极地讨论世界秩序的重构，并开始思考：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个“新轴心时代”？在那样的时刻，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哲学的革命成果能够做出什么积极的贡献？在民族、国家之间纷争不断，全球化趋势与反全球化运动之间出现新的对抗等新形势下，中国学者积极地从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工作，使得基于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与“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统一的愿景，有可能达到融合。

上述三大思潮的互相交集和论辩，构成了贯穿世纪的“古今中西”之争中极为丰富而重要的哲学内容。由于它们是在持续的争论中演变的，它也就表现出中国现代哲学如何在“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过程中，曲折地传达了时代精神。

高瑞泉

己亥年大暑改定于沪西寓所

【正文摘编】

重建“信德”四途径：信用、信任、信念、信仰

在经历着巨大历史变迁的时代，重建秩序涉及社会团结的问题，社会团结的基础则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19世纪末，严复就感叹中国“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众所周知，从先秦开始，儒家一贯重视“信德”。但20世纪初，章太炎就提出：“方今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更往前推，早于新文化运动的二十年，1895年严复就借朋友之口痛苦地感叹：“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所批评的“作伪”，首先集中在科举考试中层出不穷的作弊手段，历代揭露出来的科场作弊案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与此相关形成的政治文化才是“信德”疲敝的原因。至少在19世纪末，“信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实在状况与其在儒家经典中所处的尊贵地位，就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福山20年前连出两书谈信任，全球普遍出现信任危机

1995年，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信任：社会德性与经济繁荣》一书。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8年，它的中文版出版了。与儒家的“信”主要是指个人美德（私德）不同，福山的《信任》一书，将“信任”视为诚实、可靠、合作、对他人有责任感等德性的副产品，它被认为是社会的内在凝聚力，是社会合作的基础，被某些社会学家称作社会资本，可能会转变为经济繁荣的动力。福山把美国、日本和德国描绘为“高信任度社会”，人们的自发性社交比较强，能够超越血缘或家族关系，建立大规模的现代企业；而将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华人社会视为“低信任度社会”。福山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路，强调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之实现必须具有相应的文化动力。

福山后来对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社会信任状态的描述也在变化，所以1999年，他又出版了《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由于一系列后现代病高发，根据社会学家所注重的问卷调查，美国社会信任度在明显降低，公众对公司、银行、劳工或宗教组织以及媒体等机构的信任度同时在降低。尽管福山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断裂已经到头，规范重塑已然开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到二十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美国媒体不断抱怨美国社会信任度的急剧降低。至于福山对华人社会的论断是否恰当，更有争论的余地。即使缺乏美国、日本、德国那样大型的私营公司，也并未妨碍中国在最近三十年的高度繁荣。

总之，撇开其他的争论，按照人们直接的经验感受，信任危机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因为它已经浸润到经济繁荣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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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译本2016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信用要成为普遍道德心理，“政教-风俗-心理”是建设途径

从“信”的观念史出发来考察今日的“信德”重建，自然意味着我们需要将经典诠释与对现代生活的洞察结合起来，从而才有可能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本书讨论“信德”之重建，要求将私德扩充为公德，并讨论如何在一种更适合公德建设的社会环境中重建“信德”。

基于社会生活是观念变迁的基本动力的观点，今日重建“信德”的第一层也是最基础的观念或道德规范，就是“信用”。韦伯在新教伦理的名著中曾经引用富兰克林《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一文，一方面“信用就是金钱”，“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它显现出工具合理性；另一方面，在新教徒那里，“守信”是一种“责任”。如果我们承认经济生活是社会、政治、文化的基础的话，那么，今天在“守约”“言必信，行必果”意义上的“信”，其价值远非传统社会显示的可以比拟。没有信用，任何高严的伦理学都将空言无补，甚至沦为伪善。

讨论信用的道德价值，是直面市场经济的现实。在中国这样一个迅速现代化的国家，新式的社会秩序尚在建构和调整之中。信用作为最常见的道德规范，可以通过外部的强制性要素如法律法规、舆论风尚，内部通过“习焉成性”，即规范内化为德性。“信用”要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心理，“政教——风俗——心理”这种由外而内的方式，仍不失为一条重要的途径。

信任的重建有赖于法治中国，需要在效率与尊严见维持某种平衡

重建“信德”的第二个层面是“信任”。国内的社会学家从“Trust”的意义上给“信任”概念下定义，大致上会将其视为一种关系，即交换和交流的媒介。同时，“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

法治中国的建设为“信德”重建提供了新的愿景。就社会信任的恢复与扩展而言，法治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公共系统，尤其是权威是透明、可靠且具有自身连续性的。稳定和可靠是尊严的显现。在一个变革时代，则通常需要在效率与尊严之间维持某种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渐进式的改革代价较小，而“休克式”或“断崖式”的改革会引发信任危机。

除了政治的、法律的要素以外，重建信任的社会环境还包括文化要素。纵观《论语》，孔子和他的学生之间，组成的是一个“高信任度团体”。师生之间，既有严肃的讨论、犀利的责难，又有忘情的心迹袒露和患难与共的恒心。孔子“吾与点”之叹成为多少读书人向往的境界，说明彼此信任的人际关系，是最有利于培养人的德性的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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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展现了中国理想的师生关系

信念应当要有物化的承当，由此个体获认同而感到尊严

关于信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的内部环境则是道德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其涉及“信德”的第三层意义：信念。

“信”应该转变为内在的。即主体拥有某些基本的信念，正是这些信念支撑了他对社会、他人的信任。信念虽然可能游动于特殊和普遍、情感与理性、意见和真理之间，但是信念体现着对绝对本质的追求，成为主体的一种承诺而不会轻易改变。其之所以有效，不仅指它可以让人安身立命，而且在现代社会还要足以成为经济进步的动力，必定同时具备以下条件：这套观念与变迁中的社会生活是基本适应的；它大致上是能够自洽的（即使有某种张力也不至于势不两立），所以有必要的整全性；更重要的是，这套观念一定要由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作为其物化的承当。对于社会的主流价值抱有信念，并能在生活实践中规范自己言行的人们，更容易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反过来，在此信任关系中，个体也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同。因为共同的信念而自觉到自己的社会价值，由于被“承认”而自觉到自己的尊严。

信仰并非只在宗教中才能培养，三教融合显示了“一多辩证”

与“信念”紧密相连的是“信仰”。正常的宗教生活有利于培养“信德”的时候，也有需要正视的其他问题：以意志专一的方式表现出排他性，也可能触发不同信仰者之间的冲突，这为历史上的许多实事所证明。在价值多元的当代世界，因为极端限制公民的个人自由，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再是我们的理想国。更何况中国文化的历史经验之一，前贤有足够的智慧达成“三教融合”，它表示先贤能够恰当地处理好信仰世界中的“一”与“多”的辩证关系。我始终认为马克思所向往的一切自由人的联合体已经是许多人的信仰。

（李念编辑自《第五章后启蒙时期的理想世界》中的第四节《重建“信德”》，原文17000字，标题为编辑所加）

【目录】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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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泉，哲学博士，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至1988年师从哲学家冯契攻读中国哲学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现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ECNU Review(《华夏学术》)主编，中国孔子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理事，复旦大学中华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副院长。曾赴挪威卑尔根大学科学论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合作研究，任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等数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曾经主持并完成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著述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二十余篇。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编辑感言】

这是高瑞泉教授的近年一大力作，也是他观念史梳理的升级版，阅读其中篇章，深感其哲学的思考力度，学院哲学与通俗哲学的辩证结合，又使得全书充满现实的共鸣。就编摘的重建“信德”一节，统合了中外、古代至当下的社会现象和学理思考，并整合出高瑞泉自己的建设途径。多读几遍，心灵会净化，思考会深邃。力荐！（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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