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著名的思想家王元化先生诞辰100周年,海内外众多知名学者以线上线下方式汇聚于华东师大举办的纪学术研讨会

【导读】今天是著名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先生诞辰100周年。海内外众多知名学者以线上线下方式汇聚于华东师大举办的“古典资源的再发现与现代重建：纪念王元化先生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中文系主任文贵良教授、王元化先生的学生代表傅杰教授、上海出版界代表王为松社长分别致辞；林毓生教授、罗多弼教授、张隆溪教授、陈方正教授、许江教授、吴琦幸博士做了线上致辞。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陈伯海教授、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做了主题演讲。下午，学者们参观王元化学馆后，王元化先生生前学术助手蓝云等将继续展开研讨。

为纪念王元化先生的思想和卓越贡献，上海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上教人文·清园百年书系”，已出版《王元化及其朋友》（蓝云著），11月又推出《王元化传》（吴琦幸著），《论王元化》（胡晓明、沈喜阳主编），还将推出《王元化学思通义》。

今编发书中许江教授（第55期文汇讲堂嘉宾，2012年）所写文章，以纪念王元化先生。

一个多月前的海报预告上，名家云集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诞辰百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王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早就念着写一点纪怀王先生的文字，却迟迟未能下笔。王先生的慈眉善目，总在眼前流盼，一俟用思，却又犯了踌躇。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王先生的学问广袤渊深，文章宏博犀利，从《文心雕龙》的文论讲疏，到黑格尔的哲学研究；从“五四”精神的历史梳理，到对于进化论思潮下种种观念的重新评估；从辩证的美学解析到繁密的名学思辨，以考、研、论、评多种形式，在文史哲众多领域里长期耕耘，广结硕果，被中国的思想界引为一代大家。要想评说这般广袤渊深的学问格局，非我的学识所能为。其二是，我与王先生相熟之时，王先生年逾古稀，虽年事已高，思维却格外敏捷，学识渊博，对吾辈青年，循循善诱，抚爱有加，端详着一份名师高士的风神。《论语》有言“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正是王先生的写照。一面是高山流水，阔引博征，语重心长；另一面又是赤子之心，率真之情，嫉恶如仇。如是风神，倘写文纪念，不可轻描淡写，必须要有较充分的构思的。

今天上午研讨会现场，罗多弼在瑞典做线上致辞     以上均储德天摄

初识于1990年代中期：听多元“五四”、复调“新文化”

王元化先生创作《学术集林》的系列丛书，重新钩沉起诸多被激进主义遮蔽的扎根中国文化根源的思想脉络，扭转了学术界对“现代”的认识

我与王元化先生相识在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其时我从德国留学回来已数年。学界结束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激流沸腾，而转向反省与研究的迟缓恢复之中。我们曾数次在杭州灵隐禅寺侧畔的作协小院里，听王先生讲谈他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其中对“意图伦理”的痛切批判，格外令人觉警。以“五四”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场极其重要的思想运动，２０世纪诸多重大的文化问题：传统与反传统、东西文化问题，等等，其论辩激思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清理与批判既是世纪交叠之时文化反思必然的趋势，又是吾辈艺术青年启蒙思考的重要起点。所以，王先生的讲谈看似随心遂意的湖山畅叙，却格外吸引了我们。

从这些讲说中我们第一次听到《东方杂志》，第一次听到“杜亚泉”。王先生通过杜亚泉这位历史的“遗忘者”的追溯深究，剖开当年东西文化论战的一个生面，剔出激进思潮的批判、渐进改革的理想、中西文化调和论的论说、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等文化研究中的重大命题，铺展开一幅宽广的反思与复兴的论争图卷。王先生的反思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否定和批判，而是一种重新发现。从杜亚泉到张奚若，从陈寅恪到吴宓，从学衡派到国粹派，从无政府主义到新儒家……他重新发现了一个多元的“五四”，一个复调的“新文化”。通过１９８０年代的《新启蒙》，更重要的是通过反身而诚的自我解剖，王先生扭转了知识界对“五四”的认识；通过贯穿１９９０年代的《学术集林》，王先生重新钩沉起诸多被激进主义遮蔽的扎根中国文化根源的思想脉络，扭转了学术界对“现代”的认识。王先生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一场关于新文化的“文艺复兴”。

创造性转化的见解：指导美院绘画语言，数字时代绘画

王先生的《思辨短简》《清园近思录》等书册，笔锋广拓，针芒犀锐

在当年绿树冷泉辉映下的讲谈中，我最深的印象，一是关于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当时，我新从欧洲留学归来，对欧洲当代艺术的危机深有体会，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了解却十分有限，对传统的认识尚挣扎在盲目的批判与依稀难辨的再认识之间。王先生的《思辨短简》《清园近思录》等书册，笔锋广拓，针芒犀锐，结合对黑格尔的研究与新批评方法问题，结合《文心雕龙》与文学沉思，结合莎士比亚与清园谈戏，对中国文化现实的田原展开“思”的深耕。这种“思”，跬积了新文化与新中国的文化史料，磨砺着改革开放的沉思和辩难，对于我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尤其是世纪两端的中西思辨，把我们一下带入了中西文化思考的深处，既对“五四”的清理和反省有了认识，更对中西文化之争这一世纪悬案在我们所身处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实审视和策略性思考提供了重要指导。

当时，中国美院的绘画，正借用现象学、语言哲学等西方新学为思想方法，针对绘画的语言研究，数字时代绘画何为的命题。王先生的讲说让我们洞见文化研究的痛切的世纪轮回，思考着如何超越中西文化的二元之说，站在一个更高的主体性的高度，来认知中西文化互动共生的格局，进而淬厉固有的民族精神，实现王先生所深深赞许的“创造性的转化”。这里使用的“淬厉”一词，也是从王先生相关著述中挪借而来的。

反思“意图伦理”：反对态度决定思想，而非依据理性

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关于“意图伦理”的反思。王先生的反思是１９９０年代中国知识界的重大事件。他的反思不只是对“五四”的反思，而且是对贯穿了２０世纪中国精神史的激进主义的反思。正是这一激进主义的精神脉络使得曾经追求自由、独立的革命，逐渐滑向了自己的反面，继而发展为“用群体意识代替个性解放，用集中代替民主，用暴力代替人道”的极“左”思潮。由反思“五四”继而反思更早输入的启蒙思想、革命理论，反思从卢梭《社会契约论》到法国大革命、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这些思想形成了一种激进主义、总体主义的意图伦理，铭刻进２０世纪中国人思想肌体内部，形成一种难以磨灭的“意底牢结”。王先生的讲说还常用“意图优先”这个词，来批判我们今天政治生活中依然屡见不鲜的态度决定认识、决定思想的问题。

王先生在《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尖锐地指出：“许多人至今仍相信思想取决于态度的正确。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的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这种态度决定认识的观点，……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王先生坚持用近现代历史的耽思反听，来针砭这种“意图”的表态，这类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站队模式。他在文章中还进一步尖锐地指出：

“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从而使本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沦为派别性意识。”正是这种意图伦理在历史上将思想的分析与表述简化为表态式的口号，以理论上的肤浅，把个性解放、独立意识、人格尊严、人性力量等，视为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在中国美院的一次讲座中，王先生坦承道：“从‘五四’到‘文革’，这条激进主义的轨道，这条‘左’的轨道，有时甚至是从自己身体内部伸展出来。”王先生的反思是“五四”之后一代人历史性的自我告解和自我拯救。

2004年“书屋笔札”展：失望背后流露对消费主义的担忧

２００３年，中国美院南山路新校园建成，并请王先生题赠“南山书屋”

新世纪初，中国美院多次约请王先生来杭讲学。２００３年，中国美院南山路新校园建成，南山路与景云村路口的两座民国老楼装修后，辟作出版社的展销窗口，并请王先生题赠“南山书屋”。这四个字深厚端庄，盈满书家风范。大家建议让王先生办个书法展，王先生欣然答应。回家书写，却磨砺了半年的功夫。文人书法，对书文内容十分重视，王先生更是格外看重。他从《清园书屋笔札》中多次爬梳，理出四十多阕往昔撰录，一一书成四尺对开大小的书幅。书体介于行草之间，颇见早年临写王体的功力。行气淋漓，纵横有象，自显一份学者洒脱的风神。笔札原是传统书家的主要文本形态，中国历史上的名帖俱是范例。与一般的书家不同，许多书家大笔挥斥，字迹难辨。王先生却极其认真，舍去诗词，直写短简，断句处落上标点，在苍润点画之间，布蓄一种敬正端庄的气息。

王元化先生的书法作品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王先生书法展在上海美术馆二楼举办。我在题为《敬正的风神》的序言中写道：“王元化先生是我们尊敬的一位著名学者，他以一种温厚的笔法，书录他的著作语要，书写敬正风雅的文人气息，文质而彬彬，可谓形美、义真、而入自在与感心之境。这种重书写内涵、重书之风神的学者书艺，正应为今日学界所推崇。”今天，我们重读这批书法，那文本的深厚蕴意，那手札的雅正书味，合成薰香四溢的书屋笔札的内涵。我想，这正是王先生以“书屋笔札”命名书法展的用心。那天的开幕式，王先生执杖前来，细细地看过每一张书法之后，默然离去。从他的神情看，他似乎有点失望。毕竟，他在深心里孤持着一份悠远的文心期待。

后来，在２００５年３月给林毓生先生的信中，我们终于读到王先生倾吐的心中“郁闷”。这封信他专门谈这个展览。他慨然写道：“我已经老了，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事，我想通过这次展览，也许多少可以显示出一种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但是我失败了。”王先生怆然地提到留言簿，上面的荒唐留言，让他感到

“一种莫名的悲哀袭上心头”。“每一想及此事，真是令人悲从中来。我已入耄耋之年，一无所求，但是想到我们的后代，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在这里，在这挚友诚切的寄语中，王先生像一位文化的传灯之人，倾吐心中如梗的隐忧。

其实，在当时，我何尝没有觉察王先生的郁郁寡欢的失望呢？在美院和社会上，艺者书家们对王先生手札中充溢着的朗朗正气，涵蓄着的文与书、思与书相合如符契的学者风神，颇怀敬意。但王先生还是从一个更大的文化大众的角度，来感怀一种世风流逝的悲哀。王先生在书写之时，已然将文中的词义，那文化传灯的拳拳意涵，化作书体的朴实骨肉，铸炼了某种人格的脾性。就每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这种脾性的书者而言，这种独特的文义和独特的书写最能够代表一个文化人整合融一的意涵。书法悬在那里，这一意涵就悬在那里。王先生是多么希望年轻观众的认领，多么希望来自文化大众的和音。在王先生漫漫学术生涯的道途上，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文心雕龙》的讲疏，“五四”精神的清理，当代文化的沉思，一场逐着一场，一思反刍一思。每有时局的摧剥，却总在学术上遭遇某种居先的创获。他仿佛一位文化的先知，以他的睿智向着文化思想界一次次地传播警策的长鸣。而这一次，他深自悲心不已，发出只若哀鸣的“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的浩然长叹。

大传统与小传统：指导美院树立大学望境等艺术教育

中国美院构筑起大学望境、东方研究、哲匠理念等中国艺术教育自主发展的新模式

那之前之后的一段时间，正是２１世纪的初年，王先生往来于沪杭之间，给中国画系、史论系师生讲《文赋》，在更大的范围讲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命题。这些极具文化定力、文化自信的观念，在世纪之交的全球文化背景下，为中国美院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指引。

王先生还在《文赋》的讲习和文化演讲中，生动地演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与小传统的关系。“大传统就是一代代知识分子传承下来的经史、诸子思想、上层文化等，小传统则是戏曲、小说、民间传说等民间文化形式流传下来的、乡俗化了的道德文化观念。大传统经由民间的筛选、改编、再创造，变成了小传统。虽然它有时会将儒释道混在一起，会将大传统中一些经典的东西曲解、歧解，但它却能广泛而深刻地直接影响国人的大多数……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应该对这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妙极生知，睿哲惟宰。先知的睿哲合于天地之心，向我们传递的不仅是文化的自信，更是中国文化自主发展的洞识。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美院就树立起国际视野与本土关怀、传统文化艺术与新技术文化、严肃人文关怀与大众时尚文化互动共生的大格局意识，构筑起大学望境、东方研究、哲匠理念等中国艺术教育自主发展的新模式，并从王先生那里承续中国文化的忧患和使命，一方面对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将造成的精神贫乏怀深深的警觉，持续地阐扬人的心灵自由和精神高度；另一方面，对进化论思潮下的既定观念勇于提出重新评估，规避激进思潮所带来日益空泛、日益窄化的危机与伤害，脚踏中国与东方的精神，倡导东方艺术人文的自主性发展。一方面深入打磨中国绘画、书法的根源因素，铸炼纸砚笔墨中的“小传统”；另一方面郑重树立语言研究的意识，以“体象”的精神来融通中西绘画的内涵，由此来接续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并努力地实现其创造性转化。

确然，在那段中国美院重建的艰难的岁月里，王先生以文化先知的洞见引领了我们，以学者的睿智形象薰染着我们。忧患摧剥精神升华，担当磨砺学术理想，中国美院新世纪自主发展的思想之风，源出于斯！

60载成果《读文心雕龙》：曾因失明而由父亲查资料和代笔

王先生是一个率真的人。他的脾性中，最为形象而难忘的就是较真。１９９０年代中，王先生在上海“鲜跳墙”请我们吃饭，他因店家不让孩子对店中的艺术品拍照而勃然大怒，愤然离席。王先生在布满深情的《重返清华园》中，写了回归清华园故居与现住家因往昔记忆的顶牛。但正是他脾性中的率真，铸就了他一生对张可先生的一往情真，铸就了他一生对真理的追索，也铸就了他那明眸圆睁、不怒而威的文士形象。今天，他们这一代学者正渐渐离去，但每当我们在奔走繁忙中念起，总是感受到那先知目光如春阳洒拂而下的热量，感受到不容须臾懈怠的心灵敬畏。

《师道师说:王元化卷》收录了王先生所写的《重返清华园日记》

王先生这代人做学问，有着一种特殊的现象：在苦难中恪守，在动荡中凝聚，在磨砺中跬积，在忧患中铸炼坚强。王先生在他写于１９９４年夏天的《自述》中谈到他的两次患病。其中第二次是“文革”前两年，正值他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进入高潮的时期，突然眼底出血症复发，右眼一片黑暗。疾难揪心，病急振起，他没有放弃，由８０多岁的老父亲为他阅读资料，笔录口述。这是一场怎样的坚守啊！今天，当我们阅读这部中国文学理论的鸿篇巨制的时候，可曾想到这黑暗中的苦索？想到两代人的执手携行？这部书酿于１９４０年代；写于１９６０年代；初版于１９７０年代末期，最早的书名是《文心雕龙创作论》；１９８０年代重印，做了增补；１９９０年代修订后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２１世纪初，重新校订出版，定名《读文心雕龙》。这贯穿６０载岁月的研究成果，包裹着政治运动的严酷岁月，纠结着失明盲目的挣扎，也伴随了成书成名后的诸多纷扰和磨蚀。那是怎样沉甸甸地蓄着风雨沧桑、学术继命啊！

王元化先生用几十年创作的《文心雕龙》系列著作

在这部著作写作的１９６０年代之前，王先生曾经历一年半的隔离审查，这之后王先生回返正常生活，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黑格尔、莎士比亚。在检查批斗的强烈冲击下，剧情与现实深层叠合，莎氏名剧《奥赛罗》演化成一场灵魂的拷问。奥赛罗的绝望与幻灭也一度让他失去心灵的归宿。王先生在《自述》中动情地写道：“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被我信奉为美好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同时震颤不已的还有他的肉身，他的神经系统出现异常征兆，嘴角抽搐，说话不清。”

这种由现世与阅读相交织所摧剥出来的精神危机，这种从精神到肉体因无情的受虐与被辱而出现的病态反应，不是一般的学者生涯所能遭遇并承受着的。王先生在《自述》中慨然点明：“忧患意识长期以来促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升华。太史公所谓‘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以说是对一部中国思想史所作的钩玄提要的说明。”诚如所言，所有的这一切磨难，都参与浸润他非凡的人格情怀，铸炼起一颗照耀我们这个时代的昭昭文心。

非凡的理想力量：始终保持着批判精神，以此为学术利器

为什么这样一颗文心经历命运的种种安排并付出重大代价之后，依然存持爱和激情？因为它坚韧，它执拗，它一意孤行，它被铸炼成一份理想的骨架。受着世间风雨的捶打，受着人生沧桑的淬厉，受着生命周遭中各种打击辱没的蚀伤，这样一份非凡的理性力量护卫了王先生，令他没有沉沦，反而使他的精神返回自身，返回内心的宁静。正是这份宁静与他脾性中的较真勃然相守，纠结而成某种独特的情态，使他有可能将环境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楚，转化为平时所不容易获得的洞察力。这种源于磨难，源于忧患的思想的洞察力，既融注了对当代学术的切肤关怀，又不让这种关怀酿成偏激情绪，妄用历史影射当代，使历史失去真实性和独立性。磨难锤炼了他的理性，理性又铸就了他的独特的思想者的风骨。

王先生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虽久受批斗，却在心中始终将批判精神持为学术利器。在他的晚年，王先生还在批判思维的反思中得以思想的升华。“直到这两年，当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反思时，我还是以它去清理由惰性和习惯所形成的偏见和谬误。这不仅限于对黑格尔本身的再认识，而且也是对‘五四’以来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等等既定观念的重新估价。这些观念至今仍作为知人论世的标准，牢牢支配着思想界，成了遮蔽历史真相难以破除的偏见。”

１９９０年代初期，面对学界对１９８０年代启蒙思潮的逆动，王先生明确反对将学术与思想截然分开，他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期待的是一种对社会现实有所感知的思想，对世道人心有所作为的学术。他胸中回荡的，始终是清华园中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那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心中标榜的，是顾准式的刚正热诚的思想者。

作为批判精神的磨砺的另一面，王先生又十分强调训诂考据的作用，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中诚挚地写道：“在阐发刘勰的创作论时，首先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揭示它的原有意蕴，弄清它的本来面目，并从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理论中去追源溯流，进行历史的比较和考辨，探其渊源，明其脉络。”史家的史识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实证上。王先生反对把观点义理置于训诂考据之上，赞成清人认为训诂考据乃“义理所由出”的观点。让我们回首王先生在撰写《文心雕龙创作论》时所遭遇的那场无端的失明，那场黑暗中的摸索，这种考据将格外地闪烁出人性搏击的力量。去偏执而跬激奋，担磨砺而明笃志。王先生如中国历史上最优秀而倔强的文士，将学术研究演练成一场场灵魂的铸炼，并让我们得以仰望中国文化的思想品质和精神高度。

吴琦幸著《王元化传》，胡晓阳、沈喜阳编《论王元化》，均为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20年11月，责编储德天

一位学者，如果他的思想活在他人的生命道途之中，化作某类人格的印证，催生志业的坚守与弘毅，那么，他就是文化灯传的先知。谨以此言献给王元化先生诞辰百年。

（整编：李念，原题为《文化先知　启蒙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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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江（中国美院院长）

编辑：钱亦琛

责任编辑：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