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科在演讲现场          林晓彤摄

【导读】

由上海市社联、文汇报社、深圳大学联合主办的“创新、文化、开放——沪深双城互鉴共进学术研讨会暨第150期文汇讲堂”于2020年12月25日在深圳大学举办，两地12位知名学者参与。内容丰富和内涵深刻的研讨会已经整理成文汇报两个专版，主题分别为“新一轮创新”，聚焦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新一轮开放”，聚焦长三角和大湾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协作。周六（30日）后陆续刊发。文汇讲堂频道将三节专题分成若干主题，同步和听友分享此次研讨会的内容，分别为“大湾区的科创未来”“长三角的数字突围”“认识深圳文化” “区域发展：长三角和大湾区”“沪深互鉴共进”五个主题。（具体见文末链接） 此组三篇稿件为“大湾区的科创未来”，第一篇为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陈峰谈大湾区科创人才的培养和前景。这里是第二篇，由知名的海归科学家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谈中国企业创新需要向硅谷和斯坦福学习什么。

刘科强调，中国创新，必须保护知识产权，如同农业社会抓小偷一样重要。林佳辉摄

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得益于改革开放40周年，现在到了第二个40年，创新的春天来了，很多人都在谈创新，各种场合都在谈创新。

创新为何对中国很重要？

回国前，我曾在埃克森-美孚、联合技术公司（UTC）和美国通用（GE）等多家跨国企业任职，回国后，又在企业、高校任职并创业，对各种层面的创新颇有感悟。今天谈创新，我们先要理解何谓创新，为何需要创新。

*三个城市在创新上的不同风格

2016年定居深圳前，我在跨国公司工作大约有20年，经常去上海；回国后在北京又工作几年，后来来到深圳，感受到了这三个城市的不同风格。

20多年前，微软在中国设立微软中国研究院，如果没有微软中国研究院，可能就没有中国互联网的今天，王坚、雷军、张宏江等都是微软中国研究院出来的；我们GE公司当时也在上海张江开GE China Tech Center(也可叫GE中国研究院)，最多时有6500多GE员工在那个园区工作，也培育了很多中国工业企业的领军人才。直感是，当初上海倾向于吸引跨国企业，北京是央企的聚集地，而深圳因为当时外企和央企都不多，给大量的民企保留了野蛮生长的空间。上海和深圳是两种不同的创新风格。

王坚、雷军、张宏江都与当年的微软研究院有关联

一般来讲，经济的竞争优势有两点，一是我干的比你便宜，性价比高，二是我能干你干不了的事，即创新。深圳前40年在第一条上取胜，如今成本优势已经消失，比如我在南科大要从美国引进一个高端人才，如果保证他的税后收入和美国一样，成本就非常高，因为美国的税收是45%，中国是28%。成本没法竞争，就要靠第二条创新能力。

20年前我的GE同事讲了一个故事，他去华为两周，给高管讲GE的管理。第一天下午5:30下课后，他在任先生（任正非）的办公室里，一位下属走进来说：“老任，我听了一天课，发现跨国公司这套不适合中国，我们别浪费时间。”老任很不客气地对部下说：“人家百年老店一百年积累的经验，你听了一天就得出结论，给我滚出去，认认真真学两年后再告诉我。”后来任正非为了推跨国公司的管理，提出一个极端的口号——削足适履。他认认真真让华为认真学习跨国公司的管理，学会后再根据中国的文化调整加以创新，才了有华为的今天。

学习西方经验、反思自身，成就了国际化的华为

*创知、创新、创业的区别

何谓创新？我在南科大创新创业学院任院长，我们的口号叫创知、创新、创业。创知，就是把钱投进去做基础研究，产生论文文章。一旦发表到Science、Nature等期刊上，就是人类共享的知识，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创新，是把知识转化为有价值的技术的过程，就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华为公司一年投资1100亿的科研经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总投入的3倍；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他就不敢再继续投入研发。创业，是把技术转化为产品和财富的过程。有了财富，继续投入创知创新创业，人类社会就是在“创知-创新-创业”中循环发展的。

南科大创新创业学院成立于2016年8月，突出“创知、创新、创业” 的办学特色，逐渐成为链接南方科技大学与创新企业之间的“桥梁”。来源：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官网

当下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国人都没能参与其中。第一次工业革命创新的理论基础是牛顿三定律，第二次工业革命创新的理论基础是麦克斯韦的电磁线理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整个核能革命的理论基础，狄拉克和海森伯方程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或许会推动人类走向真正的星际旅游和太空时代。对于这些基础研究的创新，如近代的麦克斯韦方程，狄拉克的电子运动方程，杨振宁称它为：无中生有、石破天惊、惊天动地的成就，是划时代的里程碑。

所以，在创知创新领域，目前中华民族还是相对缺席的，但今天中国全社会都在强调创新，随着改革开放40年人们的思想解放，及今天由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创新的重视，我认为中国创新的春天已经或即将到来。

硅谷始终创新的启示

梳理一下科技创新史，我们会发现自从二战后，硅谷这个地方一直在引领世界的创新。1950年代，以麦道等公司为代表，催生了很多先进的国防技术；1980年代，英特尔的芯片、集成电路从硅谷诞生，随着芯片的诞生，个人电脑公司如苹果、IBM应运而生；到1990年代因为个人电脑的普及产生了互联网的创新，诞生了谷歌、雅虎等公司；2000年后，有了移动互联网，近年又有AI、云计算及社交平台如Facebook、Amazon等引领世界的公司随之产生……

硅谷有持续的改变世界的创新能力

*斯坦福的使命：为硅谷提供研发的知识、灵魂

人们常误解美国强大是因为有了美军和美元，这是逻辑上的混乱，美军和美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美国强大的原因是有超强的创新能力,有超强的创新能力才催生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进而有美元的诞生；有超强的创新能力及巨额的军费，才有先进的国防技术及强大的军队。硅谷的发展与斯坦福息息相关。它鼓励产学研结合但分工明确，斯坦福培养人才，孵化技术，虽然大学自己不做产业，但鼓励教授及学生去创业。所以，斯坦福自己并没有企业，但校友、教授创了一大批企业。1991年斯坦福百年校庆募捐达到126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这是高等教育史上的最新记录，连哈佛也望尘莫及。

斯坦福鼓励创业要以惠普公司的发展史为典范。惠普是硅谷比较成功的公司，特曼教授是第一个在惠普的董事会里呆了很久的大学教授，为惠普公司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到了1977年，惠烈（William Redington Hewlett）和普客（David Packard）这两位教授以摔硬币的形式决定谁的名字放在前面成立惠普公司，后来给斯坦福捐了930万美金成立特曼研究中心。

惠烈和普客两位教授在生产线上

所以，斯坦福为硅谷提供高科技研发的灵魂、智慧，它是知识的发祥地。

*硅谷推崇的价值：叛逆、容忍失败、为全世界

硅谷最讲究的价值观是什么？

首先，“叛逆精神”，包含多元文化、拒绝平庸、容忍失败。Wiliam Shockley博士，是一位1956年就获得诺贝尔奖的非常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贡献主要在半导体、器械领域。晚年他带了八个弟子来到硅谷，创了仙童(Fairchild Semiconductor)公司，但他却是一个最糟糕的管理者。八位弟子都无法忍受他，最后均自立门户。其中包括英特尔的两个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罗伯（Robert Noyce）。从仙童公司独立出来的八位学生共创立的公司后来衍生出来92家公司，30多家上市，现在有3万多亿美元的市值，无论集成电路、个人电脑、网络系统包括Facebook，还是云计算、共享平台都有它的影子。这八个学生就是“叛逆精神”的典范。

诺奖获得者的八位“叛逆”的弟子

其次是风险投资。整个硅谷的肩上扛了美国60%的风投。

第三，硅谷培育跨国公司文化。硅谷从存在的第一天开始，它所开发的技术都是为全世界，绝对不是仅为美国、为加州，所有的产品都面向世界，因为它本身就是全世界最聪明者的聚集地。它拥有的是跨国公司，比如西门子，总部在德国，在德国的收入仅占百分之十几，90%在世界各国。跨国公司的文化在于，有一个先进的组织架构，聚集全球最智慧者，然后可以到任何地方做企业、提供服务、赚利润。

*硅谷管理模式背后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

从表面上看，硅谷这些管理方式很简单，但正如吴军先生的《硅谷之谜》一书中指出，其实背后都蕴含着深层的科学道理。

首先是控制论，比如说硅谷的产品开发逻辑，先推上市场，不断关注客户的需求改进。控制论的核心精神就是不断摸索，试错从客户的反馈中持续改进。邓小平先生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控制论的道理。

其次是信息论。硅谷所有公司都是扁平化管理。CEO贝尔格斯的办公室和一个程序员的办公室一模一样大小，门永远是开的，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有很好的思想，可以走到他的办公室聊三到五分钟，当然你必须精炼。

在吴军的《硅谷之谜》中介绍了硅谷模式的科学道理

早些年大家学外语听收音机都是拼命调频率，但怎么调还有杂音，后来香农的信息论的第二定律发现：杂音大不是因为频率不准，是因为带宽不够。当众多的信息都要通过一个很小狭窄的带宽时必然产生杂音。金字塔式管理永远不会有好的信息沟通，因为越到上面带宽就越窄。扁平化管理就是整个公司信息流的带宽增加了，真实信息上下畅通，决策者可利用真实的信息尽快出结论，公司效率就高了。

第三是系统论。封闭系统，要维持它的有序就必须做大量的工作，要让这个系统稳定就要开放。所以小平先生“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论断的科学支撑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企业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在开放增长中解决问题；任何一个企业想在一个封闭的系统维持稳定，就必须花大气力去做功，维持稳定，其结果只能是越解决越混乱，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叫熵增定律所决定的。

香农奠定了通信的数字理论基础

中国如何建创新文化

中国要建立创新文化，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建好反垄断体系，二是建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政府能否做好这两条至关重要。

*政府抓好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

垄断，不是大了就是垄断，反垄断的真正概念是政府允许大家进入的门槛要公平，如果进入以后大家自由竞争，最后以技术胜出为大，就不叫垄断。微软、波音都是这样的富有竞争力的企业。

知识产权保护上，我曾建言要像抓反腐一样抓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果全世界各国都严格遵守WTO市场经济的规则，而不是像特朗普这样动不动就挥舞着制裁的大棒，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竞争不过我们，为什么？全世界找不到比中国的企业家更勤奋的群体；除过睡觉，都在工作，而且从不度假，所以中国应该带头举起保护知识产权和保护市场经济的大旗，这样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对自己的创新也有帮助。

在创新社会对知识产权如果没有保护，就相当于在农业社会对小偷没有惩罚一样。如果小偷不惩罚，农民就不可能认真去种地，等你种完我去偷就可以了。创新社会如不保护知识产权，就如农业社会不惩罚小偷一样；就没人敢投资搞创新。

华为每年投1100亿搞研发，另外一家公司花200万贿赂工程师，把技术带走了，这种事就会发生。因此，保护知识产权很重要，建议要像矫枉过正的反腐那样抓知识产权保护。

截至2019年9月，华为已经申请了3325件5G必要专利，并以此占据了绝对制高点。来源于IPIytics、腾讯网

*数字化和全球化是企业不可忽略的要素

在建立创新文化中，有两个要素要特别重视，其一是数字化，其二是全球化。

任何中国企业创业的过程中，尤其传统企业随着智能化一定要走数字化道路，数字化会给未来的创新社会提供很多机会。

另外就是全球化。我们这批海归常讲，前30年，基本上是原跨国公司驻华总裁回来自己创业，是“把跨国公司带到中国”；后30年的使命，则是培养中国的年轻人把中国的公司带到全世界。我们不缺资金，不缺生产能力，我们缺的是真正全球化的人才。上一轮全球化是美国和西方3亿的中产阶级所驱动，这次中国14亿人口中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需求也足以驱动下一轮的全球化。

刘科回应其他学者的提问

第三，政产学研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缺一不可。创知的主体是科学家，而创新创业的主体不是科学家，是企业家。只有企业家能够把政、产、学、研联接起来，形成创新社会。一个社会只有充分尊重企业家，才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总量，继而产生税收、解决就业。一个社会只有企业家成为民族英雄，这个社会就能良性发展。

*南科大着力培养三批高科技企业家

放眼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强调创新，因此，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同时，我们要把做正确的声音传出去，大家要尊重常识。

以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为例，商学院应是培养职业经理人的，创新创业学院则定位于培养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家。我们和巴黎商学院（HEC）合作设计了“未来企业领袖培养”（iLeap）计划；把有技术，有本事和有资源的三批人聚集起来，大家头脑风暴，共同和大家们学习。其中这一项目包括巴黎商学院及欧洲各大公司游学，因为欧洲500强企业里面很多CEO是巴黎商学院毕业的。

南科大iLeap项目比亚迪访学之旅

同时我在南科大发起了创新创业大讲堂，请企业精英给企业家和年轻人们讲课。深圳这个城市的灵魂就是创新创业，要做下一代的企业家培养，我的理念是把深圳的三批企业家放在一起。第一批，45岁以下，企业规模几个亿左右依然处在上升阶段的企业家，他们需要培养。第二批，我们的第一代企业家，如今到了或快到要交班的年龄；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是自小在海外读书的海归二代，他们必须要经过二次培育。第三批，深圳高层次人才。他们是一大批掌握核心技术、来到深圳来创新创业的企业家，他们有很好的技术，但缺乏管理经验，资金和渠道，因此需要培训。

我请宋志平、傅成玉、王石、王强先生等来讲课和做培训。企业家不能光在课堂培养，还要去看不同的好企业；同时企业家培养不能只靠教授，既要有好的教授的系统培养，又要有优秀企业家的栽培。培养企业家，最后的关键是增加企业家的认知，就像任先生20年前就具有的认知一样。

南科大“创新创业大讲堂”登上了“全国教育新闻联播”

中国的企业家率先有了创新能力，那么社会通向创新的大门就会开得更大。

（李念 整编）

【文末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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