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4月22日晚，在长宁图书馆，著名的上海史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做客第152期文汇讲堂，与听友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上海城市集聚功能与党的诞生发展》，此为主讲的下篇。

上海城市的集聚功能，让1920年代前后的共产国际和先进知识分子都选择了上海。集聚功能分有形和无形。后者既体现在上海城市文化对全国的辐射作用，也体现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的人的领袖感染力。这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身上特别典型，它对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革命斗争史的作用巨大，地位特殊。

书报滋润：上海的知识产品引导毛泽东接受新思想

首先看书报等上海城市文化的辐射影响。1919年以前，毛泽东从未到过上海，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畅谈自己思想的发展轨迹，谈到他所读过的书。我将毛泽东提及的书单一一进行了考证与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启发他新思想的书籍都是上海出版的。

*少年毛泽东为何在韶山读到《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

毛泽东阅读的《盛世危言》以及《校邠庐抗议》，两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第一部是毛泽东13、14岁于韶山阅读的《盛世危言》，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盛世危言》是上海学者郑观应所写，郑观应于1858年17岁从广东来到上海，做买办，做轮船招商局的帮办、总办，创办了很多实业，在广州、天津、汉口、澳门多地都购置了房产。郑观应非常重视写作，撰写了多部书籍。《盛世危言》是他最著名的一部书，在洋务运动时期宣传变法图强、振新中华。毛泽东说，自己原本想辍学，但这本书写得非常生动，促使他继续上学。毛父反对他读这些新思想的书，“夜里很晚，我把房子里的窗户掩盖上，好使我父亲看不见光。”

同时期，毛泽东还读了冯桂芬所著的《校邠庐抗议》。冯桂芬(1809-1874)，江苏吴县人（今苏州）。道光朝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西学，思想敏锐。1860年至1861年，他流寓上海，先住在县城里，后移居租界，写成《校邠庐抗议》一书，系统提出社会改革思想。此书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赞赏，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影响颇大。

《盛世危言》出版于1894年，《校邠庐抗议》成书于1861年。晚清时期还有许多类似的鼓吹变法图强的书籍，如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但为何毛泽东没有读到其他的书籍？因为这两本书是光绪皇帝钦命印刷，要求百官阅读的变法参考书。因为大量印刷，使得这两本书较其他主张变法的书籍流传得更为广泛，以至于湘乡、韶山那些比较闭塞的地方，也能读到。毛泽东此前所接触的读物，除了《三字经》《幼学琼林》与《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之类，总之，都是中国传统读物。可以说，毛泽东那时所生活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所读书籍的时新程度，与上海等地相比，至少相差十年。所以，他要如饥似渴地偷偷阅读。

*《警世钟》给青年毛泽东播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种子

毛泽东和斯诺谈到看过一本中国被瓜分的书，经查证后发现就是陈天华的名著《警世钟》

毛泽东在17岁时会到离家几华里的李家屋场上,向一个叫李漱清的先生讨教读书。李漱清毕业于湘潭师范和长沙法政专科学校,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一次,李漱清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本子。毛泽东读了以后，很受刺激。他日后回忆：“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中，将其定名为《列强瓜分之危险》，萧三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称此书为《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我查证后发现，其实这就是陈天华的名著《警世钟》。这本书写于1903年,初刊于日本东京。传到国内以后，上海革命党人将其翻印一万部，免费分送各地。在较短时间内，已翻刻数十版。到1904年，各地翻印册数已以百万计，可见影响之广。陈天华是湖南人十分崇敬的爱国英雄，他的以身殉国更激起了国内爱国热情的高涨，《猛回头》《警世钟》等书也因此传播得更为广泛。

毛泽东对陈天华非常崇敬，认为陈天华是湖南人的骄傲。他曾在《湘江评论》第4号刊文，高度评价陈天华以蹈海警醒国人的事迹，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上海出版的译著《世界名人传略》，发挥伟人效应

《世界名人传略》由英国传教士窦乐安主持翻译、编写

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读的一些翻译书籍，也与上海有关。

1910年，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毛泽东读到一本关于世界名人的书。他对斯诺说：“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喀德邻女皇、大彼得、卫灵吞、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我查阅1911年以前中国所出的翻译书籍，直到1919年以前，似没有一本题为《世界英雄豪杰传》或《世界英雄传》《世界英杰传》的书。多方考证后，我认为很可能是《世界名人传略》。

《世界名人传略》( Chambers '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封面标“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译印”,版权页标“印刷者商务印书馆”。事实上，山西大学译书院设在上海。地址在上海江西路惠福里120号，聘请英国传教士窦乐安主持,由夏曾佑、许家惺、朱葆琛等人担任翻译,每年经费一万两白银,从西学专斋费用中拨出。1908年因经费困难而停办。

*从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中学到严密的逻辑思维

对毛泽东早年影响较大的还有严复翻译的名著，从中学到严密的逻辑思维

对毛泽东早年影响较大的还有严复翻译的名著《群学肄言》《穆勒名学》等书。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称读了此书《缮性》篇后，“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毛泽东一生都非常重视逻辑，而他对逻辑的爱好就是从阅读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开始的。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他走出湖南以前，甚至在他走出韶山以前，他所受的新文化的影响、新知识的影响基本上都是从上海辐射过去的。

*《民立报》给毛泽东带来三个第一，知道了孙中山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还述及一份著名的报纸《民立报》，是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还述及一份著名的报纸《民立报》，也是上海出版的。

毛泽东用三个第一，第一次看到报纸，第一次听说孙中山，第一次发表政治意见。他说：1911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登载着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死难。我被这个故事很厉害地影响着了，觉得《民立报》充满了动人的材料。这报是由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变成国民党一个有名的领袖。在这个时候我也听到了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纲领。国家这时正是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竟兴奋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到学校里的墙上。这是我的政治意见的第一次的发表”。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政治观念、世界观念、知识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关节点，几乎都与上海知识产品的影响有关：读了《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知道了改良派变法图强的思想；读了《警世钟》，知道了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危险；读了严复等人翻译的西书，知道了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学说；读了《民立报》，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查对毛泽东1917年以前所读新书、新报，除了《新民丛报》，其余全是在上海编写、出版的。这些新的出版物，带给毛泽东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视野，激发了他求知的欲望，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激发了他振兴中华的思想，引导他先是走向民主主义、进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从上述毛泽东对于新出版物的阅读史也可以看出，海派文化光谱的宽度与长度，海派文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领袖魅力：受陈独秀的影响，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毛泽东与上海具有很深厚的关联，还表现在陈独秀对他早年的影响，这对他之后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至关重要。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关联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投稿《新青年》为神交，北大谋面寒暄为初交

《体育之研究》全文，原载于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注释按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年单行本排印

首先是1917年的神交阶段。1917年4月1日，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文章。这是24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文章。毛泽东提出文明之精神，野蛮之体魄，体魄对于成为一个健全的人非常关键。《体育之研究》是近代难得的一篇用近代科学眼光深刻论述体育意义的宏文。其价值在今天依然不可低估。自《新青年》发刊后，毛泽东受到杨昌济的推荐，一直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

第二是1918年时期的初交阶段。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陈独秀时任北大文科学长。一次，毛泽东在文学院门口见到陈独秀，简单地交谈了几句。毛泽东谈及自己曾多次拜读他的文章,并抱着尝试的态度,向《新青年》投稿，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以及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发展情况。这引起了陈独秀对他的注意,特别嘱咐毛泽东有时间就去找他。这次短暂的谈话，令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忆及北大图书馆馆员时期，给毛泽东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三人，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恩师杨昌济，新闻系的邵飘萍，另外就是陈独秀了。

*陈独秀入狱期间，毛在《湘江评论》撰文声援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上街散发传单，结果被军警逮捕。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度赞扬陈独秀的行为

到1919年，两人就成了同志关系。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了支持学生运动，6月，陈独秀上街散发传单，结果被军警逮捕。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度赞扬陈独秀的行为。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文章宣称“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文末，毛泽东心潮澎湃地喊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独秀被捕以后，声援的人很多，有李大钊、章士钊等，但是高喊“万岁”的似乎仅此一例。

*在上海多次深谈，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0年时在上海的毛泽东，曾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

接着是1920年的深交阶段。时在上海的毛泽东，曾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两人谈了很多，讨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讨论了湖南改造等问题。这对毛泽东的思想演变影响很大。他在十六年后回忆: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渔阳里的陈、毛会晤，陈独秀究竟对毛泽东说了些什么，史料阙如，无法确知。但回溯两人以往的相互了解与交往，他们一定会谈到陈独秀那篇赞扬湖南人精神的文章。1920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对毛泽东等人开展的驱除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深表支持。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陈独秀提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举了一批英杰，包括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和蔡松坡。陈独秀说，他们奋斗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这“可爱可敬的青年”中，就包括毛泽东在内。依陈独秀那种胸无城府、激情澎湃的特性，他一定会由衷欣赏这位比他小14岁的后生，其喜悦之情也一定会溢于言表。

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有许多不同之处，诸如家庭出身、学术素养等，但也有一些相似方面，即都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型领袖人物，天资聪颖、富有主见、意志坚定，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这类人通常不易被别人意见所打动折服，但一旦被别人的意见所打动折服，则全力以赴，一往无前，强毅果敢，不屈不挠。

*毛泽东受陈独秀欣赏和提携，“三大”进入中央局

毛泽东日后成为全党最高领袖，离不开陈独秀欣赏和提携，其最初的基础铺垫便是中共三大，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

1923年以后，毛泽东在党内有如此高的地位，个人能力、奋斗业绩自然是根本原因，但不能说与陈独秀对他的欣赏器重没有关系。金冲及先生在《毛泽东传（1893-1949）》中说：“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1921年中共一大举行，毛泽东成为中共湖南支部首任书记；1923年中共三大后，毛泽东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兼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局日常工作。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三大，中央委员共9人，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大而政党，小而个人，其发展既有路径依赖，也有基础铺垫。毛泽东日后成为全党最高领袖，其最初的基础铺垫便是中共三大，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因为此，毛泽东对于当年与陈独秀的交往，对于在渔阳里与陈独秀的晤谈，印象特别深刻。也正因为此，他对于自1920年至1924年在上海的生活，印象特别深刻。十多年后，他与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住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毛泽东在1942年、1945年肯定陈独秀建党功劳

在五四运动里面。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于1927年7月离开中共中央领导位置，1929年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42年在重庆去世。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毛泽东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但事过之后，毛泽东还是比较全面地、辨证地评价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他多次谈到陈独秀。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这般评价：“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评价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从1942年、1945年的讲话来看，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一直念念不忘。

上海红色文化的闳、深、雄、奇助力中共壮大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浮雕

上海红色文化为什么如此丰厚，其闳、深、雄、奇的四大特点，归根到底，就是集聚功能。

闳，内涵丰富，影响广阔。从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间，中国共产党共举行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三次在上海举行（一、二、四），另有多次中央全会也在这里举行。28年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有12年设在此处。据研究，上海留下的红色文化旧址、遗址，多达千余处，分为15 个门类。

深，思想深邃，影响深远。党史上许多重要的思想、理念，是在上海酝酿、产生的，党史上许多具有重要意义、深远影响的事件是在上海发生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最具思想深度的实践。

雄，英勇、雄壮。五卅运动，一声怒吼，全球震动。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英勇顽强，气冲牛斗。刘华、陈延年、赵世炎、林育南、何孟雄、李白等众多革命先烈视死如归，光耀千秋。此类英烈，不胜枚举。

奇，奇特、奇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利用上海政出多门、事权不一的特殊格局，创造出许多人间奇迹。中共中央多次在上海举行各种会议，由于隐蔽工作做得周密，基本没有出过大的危险，这是人间奇迹。这种奇，不光在中国其他城市找不到第二个，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中也都找不到类似情况。

上海红色文化如此丰厚，源于近代上海特殊的国际联系、政治格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态势。

（整编：李念、金梦）

上篇：熊月之：共产国际、先进知识分子为何都看中上海？|152期文汇讲堂1·党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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