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革命和发展这对主题在建国前后有何关联？新世纪尤其新时代后，中国外交对外传播有哪些新特点？外交中道义和实力何者最重要？5月22日，在由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主讲的第154期文汇讲堂《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中共百年对外交往》中，文汇报记者李念与王健进行了媒体对话，现整理后以飨读者。主讲和提问见文末链接。

新世纪后，大国关系地位的上调凸显了发展的重要性

文汇报：中共百年交往和共和国70年外交有何不同，我对这点特别有兴趣。这里分享一下学习心得，向您求教。

首先，对外交往的称呼不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有28年历史。埃德加·斯诺开辟了中共对外宣传的篇章，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团来延安，是“半独立的外交”。但因为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因此是否还只是外事，算不上真正的外交。

2017年12月，中联部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

第二，中共对外交往的最初使命是以革命行动获得和巩固民族的完全独立，所以，对外交往中始终伴有强烈的革命视角。比如，最早的对外交往受到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前后“一边倒”的政策，分清敌我阵营。60年代，我们又大力援助第三世界的革命。但我同时也感到，其实中共对外交往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国际统一战线，其实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也一直存在着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的一面。所以，如果说，新中国的外交经历过两个阶段，革命与战争，和平与发展，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种子在建党之后、建国之前就已经埋下了，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发展主线的能级更是呈乘数倍激增。

第三，我们党的对外交往一直与时俱进，新时代中国外交形成了富有时代特点的元首外交和政党外交。十九大之后，2017年12月，中联部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2018年在深圳召开，今年也马上要召开。这是否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

建党百年和建国70年的对外交往可统称“外事”工作

《求是》杂志刊登了杨洁篪关于中共百年外事工作的文章

王健：你的观察还是很准确的。首先，关于“外交”的定义，外交是指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还不能完全称为外交。1944年为何称为“半独立外交”？当时访问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带有一定的官方性质，而我们还要通过国民政府与之交往，所以称为“半独立外交”。近期，《求是》杂志第10期刊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杨洁篪撰写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外事工作的光辉历程和远大前景》，他用“外事”一词统领建党百年来的对外交往活动。

毛泽东1956年判断有10-15年和平发展期，革命是为发展

1945年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订，当时革命外交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一个发展的机会和条件

第二，关于革命与发展的问题。我党建立之初，首要任务是为反帝而进行革命，但当时革命外交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一个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我党并非一味的主张革命，一旦有和平发展的机会，我们也想牢牢抓住。所以在内战结束后出现的稍纵即逝的和平机会，毛泽东当即飞往重庆进行谈判。其实，当时风险很大，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曾两次飞赴延安，第二次来就是为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做担保。1945年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订。1946年2月2日，《解放日版》刊印了政治协商会议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宣告各方准备进入和平建国新阶段，开始寻求发展。然而，由于内战爆发，这一发展机会失去了。

毛泽东在1956年写《论十大关系》时作出重大判断：新的侵华战争和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们大约有10至15年的和平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正准备发展之时，一方面遭到西方的围堵，另一方面又爆发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特别是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就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在1956年写《论十大关系》时，就做出重大判断：新的侵华战争和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们大约有10至15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所以，改革开放前，我们也不是一直认为要打打仗。当然，改革开放后，我们进一步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集中力量搞发展。当然，我们一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的斗争。中国的革命外交是为了争取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权利和条件。

元首外交是新时代所需，具有效果直接、处理及时等特点

首脑外交是十八大后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此外，首脑外交确实是我们十八大以后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如何理解“元首外交”？在我看来，一方面，国际和全球挑战日益严峻，另一方面，中国的影响力和地位正在逐渐攀升，第三，从国内来看，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也在不断地加强。基于这三个因素开展元首外交有几个特点，一是地位特殊，能够做出决断，效果直接；二是战略引领能力强。元首之间达成意见后，相关部门根据元首指示加以落实；三是处理及时。国际问题瞬息万变，需要及时应对。元首外交确实有在战略沟通与协作方面定向把舵的作用。事实上，在元首外交的推动下，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一些国际议题方面的塑造能力显著增强。

中国政党外交具有多边特点，重求同存异、互鉴互学

2018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论坛”在深圳举行对话

关于政党外交，我党从诞生之日起，天然具有党际交往经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政党外交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同时对一些亚非拉国家给予支持和帮助。但是，当时的政党外交也存在局限，一是以意识形态划线，只同共产党或者工人党发生关系，缺少广泛性；二是政党外交中还存在“父子党”这种不平等性。。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政党关系有了新的突破，已经成为我党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也是我国总体外交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我们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议，提出了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鉴互学的新型政党关系的内涵，现在的政党关系不是意识形态的输出，而是强调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这确实是新的特点。并且，当前的政党外交不仅是双边，还具有多边党际交流的特点。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也间接影响了美国高层人士

《红星照耀中国》和《西行漫记》的不同版本

文汇报：谢谢您的指点和提升。从延安、西柏坡到今天的北京，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是有渊源的。

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在第二年7月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同年10月，这本英文书先在英国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几星期内就销售了10万余册，到12月五次印刷；1938年1月，著名的兰登书屋发行美国版，一个月卖掉了1.2万册，一天接到600张订单。1938年2月，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胡愈之接洽在上海翻译了此书，名为《西行漫记》，也引起轰动，仅上海地区就发行了5万册。

时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总统的政治顾问谢伟思（中），1944年他参加了美军延安观察团

此书影响了不少美国高层。美国总统的内政秘书哈洛特·艾克斯连夜看完后推荐给罗斯福本人；后者此时对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就有很深的印象，后来在1944年2月抗日战争进入进攻阶段时，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要送美军观察团访问延安，因蒋阻挠直到7月才成行。时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总统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斯诺新书出版前听本人讲述过主要内容，1944年他参加了美军延安观察团，对八路军和中共的看法就比较公正。

可以看出，中共当时就非常注意讲好中国故事。我想请问王所长，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我们是否还需要斯诺模式？

“斯诺模式”在今天的对外传播模式中依然是有效途径

王健：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始终没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所以，讲好上述故事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

斯诺在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与之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

例如之前谈到的斯诺，有人总结为中国对外宣传的斯诺模式，就是借助外国记者把真实情况在国外媒体公正客观地传播出去宣传中国共产党，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毛泽东当时就讲到，要“言传出去”。如何传出去？

一是领导人要带头讲。斯诺在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与之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

二是要全面、客观、真实地讲好中国故事。延安之行后，斯诺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0年他最后一次访华，毛泽东会见他时说，从1936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什么叫基本关系没有变呢？毛泽东说“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三是要持开放的心态。为了邀请记者宣传中共和红军，当时领导层曾考虑了很多人，包括德国记者希伯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但考虑到这些人都有强烈的倾向性，遂将目光集中在斯诺身上。其实，在左翼看来，斯诺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还有点右。但周恩来见了他就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王毅希望有较多比较正直的西方 记者，报道新时代中国

目前，在我们国际传播能力还相对较弱的情况下，除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一方面，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塑能力，另一方面，依然可以从“斯诺模式”中吸取一些有益的历史养分，用好“他塑”渠道。王毅部长面对记者时也提出，希望有更多的比较正直的西方记者，像斯诺那样报道新时代的中国。

成为大国后需要构建自己的国关理论，解释中国外交特点

文汇报：确实，在目前西方主观印象覆盖中国真实形象的“反差”现状下，我们要积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他塑和自塑双管齐下，来增强国际话语权。这方面让我想到，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以来，中国高校在学科建制上大多借鉴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这门课程也是舶来品，从新世纪开始，中国学者就不断地提出要构建自己的话语权，至今20年过去了，您认为这个“自塑”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西方国关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

王健：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了美国的显学。现在，中国的国际影响正在上升，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确实需要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才能够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些变化和中国外交的发展。

国关理论最早确实是从国外引进的，特别是1980年代后从西方引入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西方三大理论、三大流派，包括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今天，这三大流派既不能充分解释这个世界的变化，也无法解释中国外交的新发展，所以，确实需要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建构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和阎学通的《国际政治与中国》

在建构过程中，我感到，一方面，我们应该重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包括共产党对外交往和新中国的外交实践经验，将它逐渐上升为理论。可喜的是，最近几年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秦亚青的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上海学派的共生理论。复旦大学潘忠岐近期出版了专著《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将中国历史上经典的概念同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另一方面，我们依然需要跟踪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当然除了美国和西方大国外，也要关注研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

“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呼吁全球和地区公共产品的涌现

1999年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组织了一批拉美学者连续撰写了《全球公共产品：21世纪的国际合作》《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管理全球化》《新公共财政》三本书，对全球公共产品概念、生产、供给、融资、管理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认为全球化的挑战如此严峻，主要原因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同时，全球化的推进使得许多跨国性问题呈现于地区层面、许多全球公共产品的潜在收益主要集中于地区层面、地区公共产品中收益和成本较为清晰，易于集体行动等，把地区公共产品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的一个中间环节。我就是受到这个应该当时不算西方主流的理论影响， 2004年撰写了一篇文章专门研究地区公共产品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该文还被翻译成俄语传播。后来，我的博士论文也是这个方向。总之，我觉得，除了欧美，我们还可以关注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

文汇报：提到公共产品，不少学者指出，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提供了两个公共产品——美元和美军。中国现在能向世界提供什么公共产品呢？目前来看，我们希望把“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成为全球公共产品，造福于全世界人民。

道义始终是外交中第一要素而非实力，方向不对也会失败

V4属于“17+1”的框架内的一个重要的次区域组织，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您是位非常优秀的犹太问题专家，对以色列的外交也很了解。犹太民族史和建国史也非常曲折。最近贵所建立了中国首家维谢格拉集团研究中心，这是出于何种考虑？另外从您接触到或者研究到的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共百年外交和中国70年的外交史来看，您觉得外交中哪些要素最重要？实力、道义、智慧、机遇，您能否给一个相对精准的阐释？

王健：这是两个问题，我先简单说下，我们成立该中心的一个考虑，就是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各单位要考虑自己的比较优势，做精做深，而不要过于扎推，重复建设。例如，我们所犹太研究比较强，研究美国问题，中美关系，我们比较侧重从犹太人作用角度切入。另外，我们所以前有一个部分就是上海社科院的东欧中西亚研究所，有很强的东欧研究基础。V4是1991年由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个国家共同成立的，属于“17+1”的框架内的一个重要的次区域组织，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外交具有综合性，但如果硬要排序，道义是第一位的

最后说排序，其实外交是个综合性的东西，但如果硬要排序，我自己感到，道义是第一位的。一个国家再强大，若没有道义，就会“失道寡助”，特别是中国外交如果不是道义第一，与我们共产党的宗旨也不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有正确的义利观，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外交的道义制高地。第二是实力。没有一定的实力，连自己国家的安全、主权、发展利益都不能保证，还谈何发展。而且我们发展以后也是为了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三是智慧、机遇。这也很重要。一个国家，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如若抓不住机遇，一手好牌也可能打成烂牌，抓住机遇，再困难的处境也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回顾我党对外交往的风雨历程，不正是在不断抓住机遇中，为民族独立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文汇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应该是在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在及格线上以后，道义旗帜才能发挥作用，接下来就需要用智慧破旧立新朝前走。

王健：我认为道义还是第一，没有一面让别人追随的旗帜，如何集聚力量？没有道义，不是站在历史正确的方向，实力再强，也会失道寡助，导致最后的失败。按照现实主义观点，国家关系就是实力的较量，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但是，回顾国际关系史，许多不可一世的霸权国家最后不还是衰亡了？所以如果硬要我排序，我还是认为道义第一。

（金梦、李念 整编）

【精彩瞬间】

154期回到“故事+思辨”维度，吸引了不少报名者，其中有35%为上期听友

媒体对话环节就外交中就哪个要素最为关键，有了充分展开

现场10个提问涉及外交应对、话语主权、一带一路、巴以冲突，王健的回答勾勒了当今中国外交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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