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红亮：中国知识分子对思想的责任|嘉宾新著先睹㉟ | |
| 2019-09-30 20:36:00 作者：顾红亮 | |
【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文汇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39期，汇聚了28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8月已刊发22篇，9月将刊发13篇。
今刊发9月最后一篇——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顾红亮（文汇讲堂第48、96期嘉宾）的《责任中国》。本书的研究主题是“现代中国的责任思想”，作者从理论与历史、价值与方法等不同角度全面展开论述，对于“责任自觉”“责任思想”“责任中国”等概念的界定和发展作了重点的考察和发挥。
《责任中国》，顾红亮著，责编李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定价38元
【后记选编】
对希伯来和中国责任思想的研究，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多年。2017年出版的《论责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本书是《论责任》的姐妹篇，侧重研究现代中国思想世界中责任话语的衍化。
本书以“责任中国”为题，更多表达对责任中国、责任天下建设的现实关怀和对责任自觉话语建构的理论关怀。这种责任关怀和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一致: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着对负责任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包含着对责任主体建构的期盼。在写作过程中，有机会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法国里昂高师（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Lyon）、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等一些学术机构访问，搜集资料：曾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研讨班、哥伦比亚大学的儒学研讨班和其他一些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相关责任研究成果，交流心得，受惠良多。
——顾红亮（2018年2月15日于华东师范大学）
顾红亮2017年出版的《论责任》
【正文选编】
现代中国的思想家追求自由价值的同时，更追求“责任”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自由。一些现代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在追求自由价值的同时，还追求另外一种重要的价值，那就是“责任”。责任价值包括个人对于民族国家振兴的责任和对于自己的言行的责任等含义。今天，“责任”这一现代价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学者们忽视了，目前的近现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过于强调自由价值理念，轻视责任价值理念。实际上，在自由价值的背后，潜伏着责任价值观念，自由和责任是一对相对峙又相依存的价值观念。忽视这一点，现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将步入误区。
应该把责任观念纳入现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现代中国思想与责任观念有着内在的关联。一方面，现代中国思想作为一个谱系，由许多具有中国韵味的现代性观念组成，责任是其中一个现代性观念；另一方面，把现代中国思想看作一个整体，它的衍化和发展有相应的前提和承担者，责任就是这样的前提。合起来看，责任既是现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现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前提。现代中国的责任思想的展开，体现出某种“责任自觉”。
现代中国思想研究要深入到思想预设层面，深刻揭示中国思想衍化的内涵
现代中国思想的研究有很多进路，观念研究常常渗透着明晰的问题意识，问题的多向度展开显露出观念的历史衍化的复杂性。因此，带有明确问题意识的观念研究进路成为很多学者的研究取向。
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观念、思想的研究进路出现了几种新的动向。一种动向是从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向批评或补充现代观念研究。另一种动向是使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现代观念的研究。还有一种动向是研究现代中国的观念谱系及其预设。在这方面，有两部著作的研究思路引起我们的注意：张汝伦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和高瑞泉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
《现代中国思想研究》批评了两种研究模式，一是冲击——回应模式，二是现代化叙事模式。现在人们很少使用冲击——回应的模式来看待现代中国思想，现代化叙事还时有表现。具体地说，现代化叙事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在近代思想家中找所谓新思想的萌芽，或曰启蒙思想”；二是“在中国思想家中寻找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因素”；三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在批评这两种现代中国思想研究模式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研究思想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制约中国人关于国家前途、历史、世界和社会理想这些公共问题的思想预设”。
《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一书的研究目标是对现代精神传统进行梳理，这种梳理以分析现代性观念谱系的方式展开。“进步观念是现代性的前提和核心，它根本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图景和价值取向。……‘进步’成了其他现代观念的前提和预设。”如果说前面两种观念研究动向属于历史学范畴，展现出当前历史研究的新向度，那么，第三种动向具有哲学意味，尤其表现在追究具有普遍制约力的核心观念及其预设。我们在此并不是要评估这些研究动向，而是想通过举例和介绍，从中引出现代中国思想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从哲学的视角看，第三种动向留给我们的一个方法论启示是研究现代中国思想的预设或前提。“预设”是在《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和《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两部著作中都提到的一个共同概念，他们认为现代中国思想研究要深入到思想预设层面，深刻揭示中国思想衍化的内涵，而且，他们对现代中国思想的预设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答案。这在方法论上启发我们，在现代中国思想研究领域，不仅要研究思想谱系，而且要研究思想预设或前提。这样的思想预设或前提是为现代中国思想家共享的、具有隐蔽性的假设或信念，是思想谱系的背景性思想。那么，哪些或哪种思想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前提呢？
张汝伦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和高瑞泉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
从三个角度来认识“把‘责任’看作现代中国思想前提”的观点
根据笔者的观察，在现代中国思想或观念谱系中，有一个观念可被看作思想前提，它就是“责任”。从现代中国思想前提来认识“责任”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怎么来认识把“责任”看作现代中国思想前提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认识。
第一，指心理前提。现代中国人对于中国的命运和现代中国思想世界负有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责任感构成现代中国思想的心理前提。
第二，指理论前提。责任观构成现代中国思想谱系建构的理论前提。
第三，指人格前提。思想是人的思想，思想最后要落实到人格之中，才能发挥实践的效用。现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建设，对于个人来说，最终要回到人格的建设上，无论你对现代人格如何设定，有一点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人格的担当精神，他或她不仅对于自己有担当，对于民族、国家和人类有担当，这种担当精神正是责任心和责任人格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人格构成现代中国思想的人格前提。
*心理前提：对危机的忧患预设了责任感
在现代，中国危机感的发生是以为群体或个体负责的责任感为前提。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会对他或她和他或她所属群体所面对的危机产生忧患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危机感的加重，会促进责任感的增强，两者相辅相成。可见，对危机的忧患预设了责任感。
在面对危机时，有人偏向救亡，有人偏向启蒙，责任是连接两者的中介环节与思想平台。现代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正是怀着对中国负责的责任感，探索中国的变法、革命、富强之路，由此累积起现代中国思想谱系。很多知识分子经常引用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表达这份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感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心理前提。我们把责任感看作心理前提，实际上是把责任感看作一种背景性的东西。从历史上看，在近现代中国，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种危机感和责任感，觉得挽救民族的危机，自己有一份责任，这份责任感常常是未言说的，作为背景在起作用。
*理论前提：责任观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理论前提
责任感不同于责任观，责任感属于心理层面，责任观属于理论层面。一般而言，责任观指人们对责任的看法和理论论述，有一套相对体系化的话语系统和论证系统，包括对道德责任、法律责任、责任心（良心或良知的一部分）等的系统看法。我们在把责任感看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心理前提的同时，把责任观看作现代中国思想的理论前提。所谓责任观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理论前提，包括很多层意思。这里略举两例。第一，古代中国有很丰富的责任观方面的思想传统，例如父慈子孝，慈和孝分别成为父亲和子女在家庭生活中的责任，这些古代的责任思想是接引现代思想、观念的基础。第二，责任同时也是一个现代观念，具有多重含义，和其他一些现代价值观念互为前提、相互作用，如义务与权利、责任与自由等。
*人格前提：作为“少数人”的士大夫对中国的兴衰负有责任
谁在现代中国思想建构中负有主要责任？在现代中国危机意识中浮现出来的时代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个时代主题的关怀下，探究中国的出路与方向成为中国人的责任。有些人对这一责任没有自觉的意识，而有些人有，这些人大多是社会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和思想领袖。丁文江在1923年把这些人称作“少数人”。梁启超在1915年明确指出，作为“少数人”的士大夫对中国的兴衰负有责任，“夫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士大夫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丁文江同样为现代中国的前途担忧，为少数社会精英缺乏责任心而担忧。丁文江呼吁少数社会精英担负起责任，有所作为，其中一个途径是担负政治责任。在张东荪眼里，少数知识精英（士）负有振兴思想文化的责任。一些现代思想家如此看重“少数人”士大夫的责任，与儒家的责任论传统不无关系。儒家文化中的责任论在现代中国思想中得到了延续和新的表现：在危机面前，现代知识分子被赋予比一般平民更多的责任，拯救中国的责任和开拓现代思想的责任纷纷落在这些“少数人”身上。
我们把现代的责任主体论与古代儒家责任论传统连接起来，这并不意味着前者是后者的复制品。现代的责任主体论表明，责任含义在现代中国获得了新的意义：如果说在古代中国责任更多指道德责任，那么在现代中国责任显然不能仅仅被理解为道德责任，而需要在一个宽泛的范围内加以界定。它既是政治和法律观念，如为民族国家担负的责任、与权利相对的责任（或义务）等；也是带有技术内涵和制度内涵的道德观念，如作为岗位职责的责任等。
梁启超和丁文江都把建构现代中国思想的责任交付给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名副其实地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责任主体。同样对知识分子寄予厚望的张君劢对近现代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严厉批评，理由是他们成了推动儒家精神真空化的责任者。
梁启超（左）和丁文江（右）
知识分子的特殊责任：负责地思想、对思想负责
如果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拥有健康的精神生活，那么，合理的责任担负是必不可少的。责任担负至少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儒家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负有一定的责任，破坏儒家精神传统的学者是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第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对自己的精神生活负有责任，而且对于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担负一定的责任。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知识分子是唯一能表示自己意见而影响大众的一类人……事实上，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非常重要，成为中国舆论的重心”。如果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过于贫乏或不负责任，那么，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也会受此拖累。
罗家伦指出，知识分子的责任除了为民族国家担负责任外，还有两个特殊的责任。一是负责地思想，这个“思想”是动词，指思考和求知活动。“负责”的意思包括：搜集确凿的事实证据、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以求形成一个合理的见解。思想的形成和获得是一个负责的过程。二是对思想负责，这个“思想”是名词，指负责地思想之后得到的观念成果。“负责”的意思是去行动，去推广思想、实践思想进而扩充思想。有了思想和知识，就需要以负责的态度加以实施，改造现实。罗家伦举出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这些科学家作为例子，说明他们是如何负责地推进科学真理的。他希望现代中国也能造就类似的责任主体，推动现代中国思想的进程。
教育家、思想家罗家伦
如果我们不把现代中国思想看作是一个接近、模仿西方思想的过程，而看作是一个创造现代中国经验和问题意识的过程，是一个探索中国道路的思想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假设，这个探索过程的背后有一种支撑力，即承担对现代中国及其思想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背景性前提之一。
上面从责任感（心理前提）、责任观（理论前提）和责任人格（人格前提）几个层面展开责任前提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工作，有必要从多视角多维度推进责任前提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将从一个更基础的层面挖掘现代中国思想的“所以然”和“所必然”，呈现其与古代中国思想和现代西方思想之间的承继性和间断性关系。
【目录】
【作者简介】
顾红亮，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曾在以色列巴伊兰大学（2003—2004）、美国伊利诺伊大学（2007—2008）和哈佛大学 （2010—2011）等访问研究。主要著作有《实用主义的误读》《现代中国平民化人格话语》《儒家生活世界》《实用主义的儒化》《论责任》《想象个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合著）等。
【编辑感言】
作者通过广泛搜集和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大量思想理论案例，对近现代中国思想世界中的责任观念作了系统分析，既有学术性，又有思想性。读后不禁让人深深体悟，责任，应当成为我们的道德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责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国家需要责任，才能更有凝聚力；企业需要责任，才能走得更远；社会需要责任，才能井然有序；家庭需要责任，才会幸福美满。因此，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应努力扮演好自己的各方角色，并尽到相应的责任。（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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