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磊析经济艰苦探索2：理解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155期文汇讲堂2·党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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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6月26日下午，155期文汇讲堂《从百废待兴到突围——我党对中国经济的艰难探索与理论创新》于上海报业大厦成功举办，现场近300名听友为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石磊的学术故事所吸引，更为其展示出的经济探索脉络所信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深有所悟，互动环节交流热烈。现将石磊教授主讲内容分上下两篇整理刊发，此为下篇。上篇见文后链接。互动随后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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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元帅曾感慨“创业艰难百战多”，引以自信的是尚有“旌旗十万斩阎罗”。中共当年救亡图存如此，新中国建设兴业也如此。回望我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程，人们也常用“筚路蓝缕”一词形容其旅途艰辛。如此艰辛，却守心如初，勠力前行，直至小康今日！两个基本问题必须回答：何以执着坚守？何以事成而彰显制度特色？

我党道路问题的抉择：

走自己的路，融他国先进经验

一直有一种评价，说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照抄照搬了苏联模式。其重要依据之一是毛泽东说过：“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是离开了特定的语境曲解了毛泽东的原意。

*建国初期：“走俄国的路”和“走自己的路”的辩证法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走俄国人的路”，是指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此话是毛泽东在1949年“七一”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的，当时在新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上有诸多争议，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执政党的思想和实践，也有诸多分歧。针对党内外在这两个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上的讨论和分歧，也考虑到当时的国际斗争形势及“二战”后部分独立国家在道路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毛泽东明确选择“走俄国人的路”，这是指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至于中国如何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经济政治实践，他又说了另外一句：“走自己的路”。综合起来看，他前后两句话可以理解为“道”与“行”的关系，是制度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方式之间的关系，根本得不出毛泽东主张因袭苏联模式的结论。

党领导红军长征之前和长征途中，都不止一次地受到王明“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危害，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惨败，使红一方面军主力元气大伤，毛泽东和党的多数领导人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深恶痛绝，怎么可能在新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问题上因袭苏联呢？

*问题和矛盾是具体的，注定了“中国特色”的实质性

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他要求中国必须处理好多种关系，“走自己的路！”

另一个有力的例子的是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此文发表的背景是：苏联在国防建设和工业发展的关系、重工业与农业轻纺工业之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已经出现严重不协调局面，毛泽东因此要求中国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防止重蹈苏联覆辙。

“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长期经验教训的重大抉择。自己的路也不是自然天成的，实践久了，解决的问题多了，克服了种种障碍把这条路走通了，这也就真正是自己的路了。放弃被前行者已经走熟了的路，另辟一条新路，注定十分艰辛，随时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践行者不仅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还必须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给社会留下更大的自由创造与选择的空间，让更多的好主意从地方、企业和大众的公共服务、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产生出来，培养出更多的自我守约、自我奋进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这些都需要摸索，没有现成的模式。

不管社会主义在多少国家被实践过，不管人类文明体系中有多少的共同价值，在中国这样的巨大人口规模、传统文化辉煌灿烂源远流长、多民族共存、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大国搞社会主义，不排拒任何有益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制度建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发展的先进元素，但整体治理体系、多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地区之间的竞争与社会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投资责任划分与统筹、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等等，都只会“走自己的路”，走别人的路是走不通的。

走自己的路，党的宗旨和目标是明确的，但具体走法则是问题导向的，矛盾导向的。问题和矛盾产生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大多都不能用普遍的原则去处理；经验可以用于重复处理性质类似的问题，但事实上我国很多问题都是在体制机制转换、经济社会结构大幅变迁、各种经济关系不断变化条件下产生的，这也就注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中国特色”也是实质性的，而非形式上的。

*改革开放：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政企关系的步步推进

改革开放后，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走自己的路，更体现在改革开放后。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主张，中央应向地方放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不要把权力都放在政府手里。

197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国企与政府的关系，提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1983年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即政府拿走税收，利润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按比例切割；

1985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即利税彻底分离，税与财产归属权相关，政府拿走，利润与企业经营业绩相关，都留给企业，弥补第一步利改税对企业激励不足的缺陷；

1992年上海推出“三改一加强”，即改制、改组、改造，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1994年中央面对非公经济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国有企业产权不清、内部各层级职责不明、政企权利边界不明确、管理不科学的事实，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十六字方针：产权明晰、职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1996年开始，把企业战略决策权进一步落实到企业，取消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人财物的直接干预权，实施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此后以落实十六项企业自主权为重点，开展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制”试点；

1999年放松对企业的外汇管制，鼓励国企国资走出去，虽因国际环境突变遭受较大损失，但提升了适应国际局势变化，跨文化经营的能力。

我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前后，按WTO法全面调整政府与企业关系，调整与国际化相关的税则、税率和税收结构及出入关操作流程，进一步弱化政府对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影响，使国内商务法规与国际贸易法规全面对接。

2015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旨在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加强重大安全管理、改善公共服务的多项条例和政策。

特别具有制度意义的是，2020年国际新冠疫情发生不久，中国成功发挥党领导一切，统筹各方，资源组织和动员的制度优势，用最短时间和最有效方式控制了疫情，用财政货币双杠杆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相对稳定，避免了企业经营状况大面积持续性恶化。

*未搬市场经济国家模式，是中特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则有效结合的微观运行体系、宏观管理体系和多层次社会协调机制

无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与时俱进地适应性、创新性调整，党的领导不放松；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不丢；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日益强化，并制度化；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双层改革目标不变；持续改善和扩大开放，但坚守和增进本国核心利益，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立场始终如一。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则有效结合的微观运行体系、宏观管理体系和多层次社会协调机制，没有简单照抄照搬任何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模式。因为“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而不是要建立符合别国实际的制度；顺应时代潮流，锐意改革开放，是为了“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为别的什么主义的自我完善。宗旨和使命明确了，并用先进发展理念、先进体制机制、先进生产方式、先进人力资源去高效设施，就不会误入歧途，失去自我。

我党持久定力的来源：

心有民本，勇于纠错，理论创新

从三个具体经济领域问题的探索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何中国共产党能取得伟大的成功。我看来功在三个优势。

*民有呼，党有应；方能“共患难，同樯橹”

党的执政以民为本，心怀民本并慎终如始

前文已经强调：执政以何为本，至关重要。

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党就必须先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让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民需要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党就必须努力建构脱贫致富的体制机制；

民希望从短缺与处处配额的状态中走出来，党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资源配置体制和政策，改善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

民需要长治久安、生活更美好、人格更有尊严，党就必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全面统筹规划，逐步达到全面现代化……

这就是“民本政治”的基本逻辑，民有呼，党有应。心怀民本并慎终如始，她就有庞大的社会基础，有旌旗十万、百万、亿万，就可以把全民族最大多数的优秀分子吸引在自己的队伍中，或团结在自己周围，她遇到挫折甚至严重困难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心不散，手不松，共患难，同樯橹。此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有纠错勇气，因无特殊利益，惟政治自觉

毛泽东1961年3月发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一定程度地纠正1959年“庐山会议”的错误

社会主义是“大道”，大道才会与人类文明价值体系有最大的交集。“道”是用来“行”的，大道守正，但行道不易，有可能沟沟坎坎，跌宕起伏，常有错谬，因而一个恪守民本的政党，必须有强大的纠错能力。中国共产党拥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他秀水长流、事业常新的重要条件。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共也不例外，重要的是党能否知错改错，总结教训，避免重复同样的错。党从初创到执政，从基本建设到改革开放，不断地在艰苦陌生的实践中摸索，始终在“摸着石头过河”，在多个求解方案中寻找适合中国的最优方案。为此，有时进一步退一步，甚至有时退两步进一步，这都很正常。

邓小平同志1984年6月30日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不完全清醒就会或左或右。1985年他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言下之意，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搞清楚，我们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有限的实践不可能穷尽无限的信息。不清楚难免会有挫折，甚至会有一些严重的错误，可贵的是这个党有勇气有能力去纠正自己的错误。

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为了纠正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的损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重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问题。1961年3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一定程度地纠正1959年“庐山会议”的错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一定程度地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恢复党的“八大”路线，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中国共产党有勇气纠错，是因为她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有能力纠错，是因为她能不断总结本国和别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把教训和挫折转化为继续前行的智慧，所谓“经一蹶者长一智”（王阳明语）。中共做到这两点，需要政治自觉，而自觉是最难的，一个以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政党就应该有这种政治自觉。

*从实践中得到理论突破，再反哺实践走向成熟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建设中学习建设，在改革开放中学习改革开放

中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建设中学习建设，在改革开放中学习改革开放，她的全部理论创新都是来自实践的学习心得，来自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各时期实际相结合的尝试。从党的诸多重要文献来看，每一次党的全会，都在总结发展实践和新问题，每一次都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在更高水平上规划和发展未来。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特点越来越明显，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到“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等等。这一过程也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并使党的创新理论不断走向成熟、系统，特别是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的关乎“四个自信”的重大命题想得更清楚些。

整编：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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