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展示了怎样的哲学理论威力？为何被当代哲学家冯契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著作？学习党史的“大历史观”为何是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的立场、目的、方法提到时代的新境界？

5月5日，文汇讲堂党史系列第三讲聚焦党史学习中的“学原著 悟原理”，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陈卫平通过毛泽东等三代领导人的著作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300余名听友在长宁图书馆聆听和互动，华东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陈红娟教授应邀对话。本次讲座由文汇报主办、华东师大中国智慧研究院、华东师大哲学系、文汇讲堂工作室和长宁图书馆共同承办。现和听友分享经整理的主讲部分。

今天是文汇讲堂党史系列的第三讲，聚焦在读毛泽东的原著《论持久战》，从冯契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论持久战》讲起，主办方文汇报和我有两个共同的初衷。首先，从哲学角度读《论持久战》与学习党史紧密相关，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之后，指出：“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究和研读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自己的看家本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学哲学用哲学作为我们党的传统，是党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自己，我们夺取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阶段中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其次，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冯契于1938年、1940年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这成为他在新中国构建原创性“智慧说”哲学体系的起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说，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工作”习近平五年前在“5.17”讲话中说：“五四”以来，“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名家大师”，他们“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从两位领导人的论述中看出，革命思想家的理论创新，是红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把这样的红色学术与学习党史相结合，应该是《文汇报》的题中之义，是不同于其它媒体的独特之处。

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陈卫平在长宁图书馆为文汇讲堂听众讲读《论持久战》

冯契这位清华“学霸”

为何心悦诚服

我就从冯契的故事讲起。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刊《新青年》那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年，冯契在浙江诸暨出生，他就在这样的社会风云中成长。1935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学校去了山西抗战前线，后来到达延安。在他晚年最重要的理论创作《智慧说三篇》里有这样的回忆，从“一二·九”运动开始，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最使我心悦诚服的是在抗战时期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冯契的座右铭是，“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 “心灵自由是一切创作的源泉。”把这与“心悦诚服”联系起来，可以感受到的是“心灵自由”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统一。

*从《论持久战》里感受到“理论的威力”，被征服了

《论持久战》是在1938年7月发行单行本，《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1月后发表，冯契是在山西抗战前线和西南联大分别读到这两本著作的。当时，他已阅读了很多古今中外哲学名著，并在学术上脱颖而出。有回忆冯契的文章里提到：每次哲学家冯友兰给他们上课时，他总会问冯契，对他讲的东西有什么看法？，同在教室里的同学不免觉得“老冯先生眼中怎么只有这样一个小冯？”

冯契在著作《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里讲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把《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看成哲学著作，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带有标志性的著作。这和其它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论著有很大不同。这和他最初读到这两本著作使受到的心灵震撼是分不开的。

冯契在50多年后谈到第一次读《论持久战》的感受，说“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这本书以其理论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们。”冯契由此认定以后搞哲学要沿着这样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如果说王阳明有“龙场悟道”，那么冯契就是“战场悟道”。

23岁的冯契在《论持久战》中感受到理论的威力

*《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困惑

哲学是要表达时代课题的。冯契说，“《新民主主义论》，我是到昆明以后才读到的。这本著作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毛泽东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解决问题的，他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一词。”从ppt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论》最早发表时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它的第一部分就标为“一”；到了《毛泽东选集》里，或说单行本出版时，“一”后面加了标题——“中国向何处去”，这说明毛泽东要把“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中国近代以来的时代课题凸显出来。

冯契说到当年阅读《新民民主义论》的情形时，说：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在那个时候一切爱国青年、有志之士，都满怀忧患意识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苦恼而思索。年轻人聚在一起，经常讨论一个问题，有各种不同意见，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而《新民主主义论》“使得许多疑问、困惑迎刃而解” 。当时和冯契一起在西南联大进行地下活动的董易后来写的长篇小说《流星群——青春的脚步》中，描写了这样的争论以及困惑迎刃而解后的兴奋。

哲学家冯契的青年时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学哲学、用哲学的传统蕴含的解放思想、回答时代课题的理论力量。

冯契认为《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困扰中国百年的历史问题做了总结

（《论持久战》：

抗日战争的胜利何以可能？

《论持久战》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1938年7月出版，为迎接抗战全面爆发一周年而写，批评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明了将以持久战赢得最后胜利。抗战的实践完全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从“是什么”到“怎么做”，自觉运用了分析与综合结合的方法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看家本领的典范。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冯契指出，《论持久战》也是自觉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把握事物发展的根据。为何中国可以战胜日本但又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而一定是一个持久战？根据何在？《论持久战》里第一个大标题是“问题的提出”，即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亡国论和速胜论是错误的；它的第二个大标题是“问题的根据”，即经过持久战而获得胜利的根据是什么？指明了战争中矛盾双方互相对立的基本特点，这些“事实上存在”的特点，包含了“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通过这样的考察，就把握了战争的持久性和中国终将取得胜利的有力根据。

第二，揭示事物发展的进程和可能性。根据的展开就是矛盾在实际中如何发展，由此揭示出主导的现实可能性。《论持久战》指出，中日矛盾双方互相对立的基本特点的展开，将使战争进程的“大端”是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由此在亡国和民族解放的两种可能性中，后者逐渐成为占优势的可能性，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自然逻辑”。也就是说，经过持久战而获得民族解放，具有合乎逻辑的客观必然性。后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就是按照毛泽东所预测的这三个阶段发展的。

第三，阐明如何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以达目的。前面两方面，大体上都是说“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而《论持久战》后半部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所谓“怎样做”要在认识全部根据和客观过程的基础上，发挥人民和军队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使民族解放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达到驱逐日本侵略者的目的。这就是把自然逻辑和主观努力结合起来，进行政治动员、采取正确的战略和战术等。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抗战的以弱胜强就体现了这一点。

1938年5月，毛泽东阅览了中外书籍后，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与黑格尔《小逻辑》的三个过程完全相通，并有超越

从“是什么”到“怎样做”，《论持久战》清晰而完整地体现了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的过程和主要的环节。冯契指出，这里包含着三个基本的环节：开始、进展、目的。黑格尔《小逻辑》中已提到分析和综合结合的方法包括“开始、进展、目的”三个环节。他只是猜测到的，作了抽象的而且是唯心主义的解释。冯契为什么在这里提到黑格尔？毛泽东在写作《论持久战》时，应该没有看过黑格尔《小逻辑》，但《论持久战》对于辩证思维的运用和黑格尔的《小逻辑》相通，而且是超越了后者。我想这是冯契在“一口气就读完了”《论持久战》，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不能不深深地被它的理论的力量所征服。因此，冯契把这本著作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继《资本论》之后，运用辩证逻辑的典范。”所以，《资本论》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一本哲学著作；《论持久战》是一本军事学的著作，同样也是一本哲学的著作。

冯契认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于辩证思维的运用和黑格尔的《小逻辑》相通，而且是超越了后者

《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何以可能？

“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出自《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以此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看到这句话，大家是否会意识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其一脉相承？这恰好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里所言，这是两个必须衔接的阶段。

*站在哲学的高度回答时代问题

从提出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到开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贯穿其中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冯契说，《新民主主义论》站在哲学高度对中国近代百年来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作了总结，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走“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道路。通过“中国和外国、特殊和一般、新式和旧式”这三对矛盾的分析，而又综合把握它们，由此阐明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在这里可以体会到《新民主义论》同样贯彻了《论持久战》运用的分析和综合结合的辩证思维。这在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里有进一步的分析。这里就不展开了。

当然《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又有区别，后者分析的是具体的抗战领域，而前者视野更广阔了，是在更广泛的一般的社会革命领域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我们的时代问题。

当然，冯契认为《新民主主义论》站在哲学高度，更是指它提出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回答时代问题

*“能动的革命反映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

《新民主主义论》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能动的革命反映论”。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献中是第一次出现的。冯契是这么评价它：“既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基本观点，也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所以，这个词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这个概念把客观过程的反映、主观能动作用和革命实践三个互相联系的环节统一起来，而实践则可说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桥梁。”

冯契为何要点出这一点？从他的自身的经历中感到，当时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自苏联的相关教科书，它们无一例外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成并列的两大部分，带有把两者相分割的倾向。而“能动的革命反映论”则把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连在一起，就明确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统一的整体，明确了实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最基本、最根本的地位，而不像苏联哲学中把实践仅仅放在认识论的角度。

这意味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体现了不同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独特性，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冯契认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重要，是对《实践论》《矛盾论》思想的概括和提炼，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奠定了哲学基础。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实事求是”的论断，正体现了这一点，而且毛泽东关于何谓实事求是的解释，充分显示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精神。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的自觉性。”就是把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形态的内核。

毛泽东1937年7月和8月分别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此两篇作过讲演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学史明理何以可能？

学习、研究中共党史贯穿于延安整风。为了搞好延安整风，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先后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部“党书”即关于党史的历史文献。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从这个讲话我们可以认识到学史明理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则，学了史但不一定能明理。

*毛泽东研究党史的哲学思维：立场、目的和“古今中外法”

我们现在谈到学史明理，如何能做到？在我看来，就需要有哲学的思维。毛泽东指出：研究党史的立场是“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这是以考察事物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为依据的。研究党史的目的，是“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运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强调“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如中国抗战的持久性，长期性，就是抗战的规律”（《关于农村调查》）。这是以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指导的。

研究党史的方法， 毛泽东说：“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说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可以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这就是把分析和综合结合的方法运用于党史研究中去。

毛泽东具体指出了六个方面：第一、过程和阶段，既要分析党史的整个过程，又要分析发展的不同阶段；第二、前世和今生，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要从辛亥、五四开始，从而看清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第三、国情和世情。国际国内的情况决定了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来建设自己的党； 第四、主观和客观。对于党所犯的错误，不能仅仅归结为某几个领导人，而要去分析它发生的客观原因；第五，正面和反面。毛泽东编了《两条路线》，讲了党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两个方面；第六、己方与彼方，研究党史不能局限于己方，还要考察彼方即国民党，因而统一战线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目的和方法，延安整风的党史学习使全党明白了什么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以及如何实现这样的民主主义之理。

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将研究党史的立场、目的、方法提升到新境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习近平的《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在新的时代把上述毛泽东所讲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立场、目的、方法提升到了新的境界。以下引用的习总书记的指示都自出该书。

就立场而言，习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就目的而言，习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根据地的“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相关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现成经验”，因而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敢于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就方法而言，习总书记所讲的大历史观就包含了“古今中外法”，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说过当代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要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就把古和今、中和外放到新的历史条件下来论述，给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怎么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变革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于2021年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表明要学史明理，唯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     （整编：李念）

【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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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哲学系联合支部留下珍贵记忆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刘梁剑教授点评全场提问

五位提问奖获得者与主办方负责人及嘉宾王欣之（左一）、刘梁剑、陈红娟、陈卫平、朱承（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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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陈卫平

现场照片：周文强

编       辑：李念 刘梦慈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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